[中图分类号]B244.7；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11-0020-08 自从佛教进驻中土，佛教伦理便遭到儒家学者的普遍性批评；然而，或许只有朱熹的批评更系统更深入，只有朱熹的批评更集中地暴露出儒家学者评论佛教伦理的缺点和不足，只有朱熹的批评更能让人把握到佛教伦理与儒家伦理关系的真实信息。 第一，不识天理。这是朱熹对佛教伦理认知能力的评判。在朱熹看来，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诸关系乃天之伦，仁、义、礼、智、信、敬诸德性乃天之德，皆为“天理”。这些“天理”是平常简单的，是日用庸常之道，识之不艰，行之不难，没有任何神秘莫测之相。然而，佛教却不识得此“理”。朱熹说：“圣门所谓闻道，闻只是见闻玩索而自得之之谓；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当然之理，非有玄妙奇特、不可测知，如释氏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出之说也。如今更不可别求用力处，只是持敬以穷理而已。……先圣言此，只是说言必忠信，行必笃敬，念念不忘，到处常若见此两事不离心目之间耳。如言见尧于羹，见尧于墙，岂是以我之心还见我心别为一物而在身外耶？无思无为，是心体本然未感于物时事，有此本领，则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恐亦非如所论之云云也，所云禅学悟入乃是心思路绝，天理尽见，此尤不然。心思之正便是天理，流行运用无非天理之发见，岂待心思路绝而后天理乃见耶？且所谓天理复是何物，仁、义、礼、智岂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若使释氏果见天理，则亦何必如此悖乱、殄灭一切，昏迷其本心而不自知耶？”[1](P2836)朱熹认为，“闻”，即见闻玩索而自得之谓，“道”，即君君臣臣父子之谓，没有什么玄妙奇特之处，所以根本用不着在身外另找一个用力的地方，只是持敬穷理即可。换言之，心思之正便是天理，流行运用便是天理的发用，所以佛家谓只有折腾得“心思路断”方见得“天理”，实在是不知“天理”为何物、不知“天理”在何处。亦正因为此，佛家不仅不亲履忠、孝、悌诸德，反而舍本求末，花大气力去解释“当孝者应是怎样”、“当悌者应是怎样”等多余问题。朱熹说：“圣人只使得人孝足矣，使得人弟足矣，却无缘又上门逐个与他解说所以当孝者是如何，所以当弟者是如何，自是无缘得如此。……某说，若如此，则前面方推这心去事亲，随手又便去背后寻摸取这个仁；前面方推此心去事兄，随手又便著一心去寻摸取这个义，是二心矣。禅家便是如此。其为说曰‘立地便要你究得，恁地便要你究得。’他所以撑眉弩眼，使棒使喝，都是立地便拶教你承当识认取，所以谓之禅机。”[2](P1304)也就是说，在儒学中，事亲即为孝，事兄即为悌，十分简单明白。而在佛教那里，事亲，必须体认得“事亲者”是何物，然后才能确定什么是“仁”；事兄，须体认得“事兄者”是何物，然后才能确定什么是“义”。朱熹批评这是画蛇添足，是禅家言道方式作怪，也就是“禅机”，是离心为二。概言之，朱熹批评佛教“不识天理”：一是认为佛教故作高深，将易知易明的“天理”复杂化；二是认为佛教故弄玄虚，对仁、义诸德作毫无必要的求证。所以，朱熹言佛教“不识天理”，即言其不识儒家伦理，不识儒家伦理是平直简易之道。 第二，不守伦理。这是朱熹对佛教伦理实践能力的评判。朱熹认为佛教不仅在认识“天理”上表现低能，在伦理实践上也毫无建树。朱熹说：“释氏只知坐底是，行底是。如坐，交胫坐也得，叠足坐也得，邪坐也得，正坐也得。将见喜所不当喜，怒所不当怒，为所不当为。他只是直冲去，更不理会理。吾儒必要理会坐之理当如尸，立之理当如斋，如头容便要直。所以释氏无理。”[3](P3490)如果按照佛家的做法，孔子以“理”教人便是多此一举了。朱熹说：“若是如释氏道，只是那坐底视底是，则夫子之教人，也只说视听言动底是便了，何故却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如‘居处、执事、与人交’，止说‘居处、执事、与人交’便了，何故于下面着个‘恭、敬、忠’？如‘出门、使民’，也只说个‘出门、使民’便了，何故却说‘如见大宾？如承大祭’？”[3](P3940)孔子之所以在视、听、言、动后面“设置”一个“礼”，就是告诉人们，视、听、言、动不仅仅是动物性行为，还是社会性行为。佛家“不守伦理”还表现在有“克己”而无“复礼”。朱熹说：“克己是大做工夫，复礼是事事皆落腔窠。克己便能复礼，步步皆合规矩准绳；非是克己之外，别有复礼工夫也。释氏之学，只是克己，更无复礼工夫，所以不中节文，便至以君臣为父子，父子为君臣，一齐乱了。”[4](P1452)为什么说佛教只有“克己”而无“复礼”呢？因为在儒家学说中，“克己”意味着言谈举止处处皆合规矩准绳，意味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秩序井然，而在佛教的“克己”那里，这些皆是“无”，所以说佛教有“克己”而无“复礼”：“世间却有能克己而不能复礼者，佛老是也。”[4](P1454)本来，按照朱熹的理解，“克己”与“复礼”是一，“克己”便能“复礼”，可是由于佛教“克己”与儒家“克己”不同，佛教“克己”仅仅是自修其身、自养其性，置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诸人伦关系于不顾，视仁、义、礼、智、信、忠、孝、敬诸道德规范为虚妄，自然也就谈不上遵守伦理了。概言之，朱熹批评佛教“不守伦理”：一是认为佛教徒言谈举止、情感表现没有规矩，恣意妄为；二是认为佛教将俗世中的人伦秩序、伦理规范、道德责任全部抛弃。所以，朱熹言佛教“不守伦理”，即言其不遵守儒家伦理，不履行道德责任。 第三，自私其身。这是朱熹对佛教伦理目标的评判。任何一种伦理都有其价值目标，朱熹认为，佛教伦理的目标是“自私其身”。朱熹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虚，循环不已，则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尽之后，终则复始，始复有终，又未尝有顷刻之或停也。儒者于此，既有以得于心之本然矣，则其内外精粗自不容有纤毫之间，而其所以修己治人、垂世立教者，亦不容其有纤毫造作轻重之私焉。是以因其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则有以参天地，赞化育，而幽明巨细无一物之遗也。若夫释氏，则自其因地之初而与此理已背驰矣，乃欲其所见之不差所行之不缪，则岂可得哉？盖其所以为学之本心，正为恶此理之充塞无间，而使己不得一席无理之地以自安：厌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己不得一息无理之时以自肆也；是以叛君亲、弃妻子、入山林、捐躯命，以求其所谓空无寂灭之地而逃焉。其量亦已隘，而其势亦已逆矣！……虽自以为直指人心，而实不识心；虽自以为见性成佛，而实不识性。是以殄灭彝伦、堕于禽兽之域，而犹不自知其有罪。”[5](P3376)在朱熹看来，大宇宙只有一个“理”，这个“理”是万物所以为万物的终极根据。天得此“理”为天，地得此“理”为地，生于天地之间的万物因各分得此“理”而成其“性”，此“理”之成为“法”即为君臣、父子、夫妇三纲，此“理”之成为“纪”即为仁、义、礼、智、信五常。概言之，万物皆是此“理”流行之结果，故此“理”无处不在，无时不流。儒者识得此“理”，故其心内外精粗不容有纤毫之间隙，而修己治人、垂世立教，也不容有纤毫造作之己私，所以，儒者是因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故其参天地赞化育，可以做到无论是大小、明暗之物，皆无轻重厚薄之私。然而，佛家对世界的认识，一开始便与此“理”相悖，所以希望佛教所见不出差错、所行不出谬误是不可能的。佛家所谓为学之本心，正是因为厌恶此“理”之充塞无间，而使自己得不到一席安身立命之地；正是因为厌恶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自己得不到一息轻松自由之时；所以只有离妻弃子、弃君逃臣、入山捐命，以逃入所谓“空无寂灭”之地，足见佛家气量之狭隘、气势之忤逆。因此，佛教根本就没有触摸到“穷天地亘古今之实理”，自然也就不识得心、不识得性了；而昧于天理、殄灭人伦法度而与禽兽为伍也就成为必然。佛家既然以万法为幻，既然不知忠君、孝亲、敬妻、养子是“天理”，而遁迹山林以自修其身、自养其性，拒绝承担社会责任和道德上责任，判其为“自私其身”应该不算冤枉。朱熹说：“佛氏虽无私意，然源头是自私其身，便是有个大私意了。”[4](P1453)不过，朱熹也清楚，这个“自私其身”与私欲私利是不同的：“(佛法)要求清净寂灭超脱世界，是求一身利便。”[3](P3953)可见，朱熹批评佛教“自私其身”，实际上是批评佛教徒自修其身、图一己之便利，而置社会责任于不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