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9)05-0013-07 王贵明先生在《对流行的“重新理解马克思”理论解释框架的评析》[1]一文中，主要批评了笔者从发表《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论纲)》[2](以下简称《论纲》)以来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的观点。该文的作者依据哲学界有的专家学者探讨过马克思与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者在某些方面的差异，便断言他们将马克思与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其他经典作家“尖锐地对立”起来，并由此推论出这种思维模式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主导思维模式”，还毫无根据地将笔者关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与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的论述说成是这种“主导思维模式”的根源。提出什么样的学术观点是各人的自由，但笔者认为，学术讨论应当遵守一些起码的规则：如实理解和直面对方的观点，严肃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和经典作家的论著，尊重原意。 如何正确认识马克思与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关系，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是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以求实的态度对有关问题作深入、具体的探讨，是解决这方面问题的必由之路。另外，王文所批评的不仅是笔者，而且包括所谓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主导思维模式”，因此，应当把各种看法如实分辨清楚，从而有助于学术界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来共同关注和讨论相关问题。 一、将马克思与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对立起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主导思维模式”吗？ 王贵明先生有关“流行的‘重新理解马克思理论’解释框架”的基本含义，简言之即是：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的理解上，马克思与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毛泽东的方向正好相反。马克思被认为“进步”到了现代西方哲学，而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毛泽东被认为“倒退”到了17、18世纪的一般唯物主义。他在文章的开头语中提出： 在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与恩格斯哲学的联系与“差异”的问题上，在如何评价马克思哲学思想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合法性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出现了尖锐的对立。 这种对立的理论基础主要并不是来源于对马克思文本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史的认知和梳理，而是来源于对西方哲学从近代西方哲学到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型与进步的认识。换句话说，什么是马克思哲学的“本真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发展路径，其合法性的基础被归结为从近代西方哲学到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型与进步中，被认知为“现代西方哲学”的马克思哲学是如何与19世纪中期那些被认为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开创者的西方哲学家，共同开创了现代西方哲学：而恩格斯及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从来不认同19世纪这些西方哲学家的哲学基本路线，从而溯源于思格斯的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解释传统——普列汉诺夫、列宁、毛泽东及辩证唯物主义，因而被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认为是一条错误的马克思哲学的解释路线[1]。 后面一段话讲得更明确： 不认同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毛泽东等经典作家的哲学是“倒退”到了17、18世纪的“一般唯物主义”，是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背离，即马克思“进步”到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而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毛泽东“倒退”到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即“进步”与“倒退”说，从而从恩格斯开始的马克思哲学的解释路线从根本上就是背离了马克思[1]。 首先要说明的是，王文中的“‘现代西方哲学’的马克思哲学”、马克思和现代西方哲学家“共同开创了现代西方哲学”、“马克思‘进步’到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而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毛泽东‘倒退’到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等，都与笔者的观点没有任何关系，笔者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没有这类提法。例如，笔者根本就没有使用过“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这一概念。尽管马克思的哲学出自现代西方，但为了不至于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现代西方哲学相混淆，笔者一直十分注意不将其归入现代西方哲学，当然也不属于所谓“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现代哲学当然包括现代西方哲学，但不能归结为现代西方哲学，它还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及东方哲学等其他形式的现代哲学。同样，现代哲学思维方式也不能归结为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然而，王贵明在文章中把笔者所说的现代哲学都改为现代西方哲学，把现代哲学思维方式都改为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这种改变，是把笔者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现代哲学思维方式扭曲成了属于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王文所谓“马克思‘进步’到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断言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一场更彻底的现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革命”等都是由此而产生出来的。至于把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者说成是“‘倒退’到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更是他的理论逻辑所必然导致的结论。 在此，最值得注意的是，在王文第一节的最后总结中，武断地将上面所说的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框架”当作“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主导思维模式”。这样，其批评的矛头就不只是针对笔者，还针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主导思维模式是否像他所描述的那样，将马克思与恩格斯以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尖锐对立起来，值得认真讨论，因为这涉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根本评价问题。笔者受专业所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所讨论的许多具体问题大都没有作深入研究，故在一些问题上没有发言权。但是，作为一个关心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学者，笔者一直关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状况，对这种状况的总的趋势有大致了解。笔者至少相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和中国的发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相结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重要成果。有的学者还在批判地研究和借鉴西方哲学的积极成果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并用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些努力同样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积极成果。这些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工作的主流，也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主导思维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