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越来越被生态危机所困扰，人们都把消除生态危机、构建生态文明视为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最大的难题。人们深知，如果当今人类不能跨过这个坎，那么人类的前景将是一片暗淡，有天无日。问题在于，我们究竟在什么样的理论指导下去消除生态危机、构建生态文明？我们究竟应到哪里去寻找消除生态危机、构建生态文明的理论依据？目前所流行的各种“绿色”理论，由于把现代性、科学技术和自然的退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不是把资本主义而是把现代性本身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由于崇尚一种带有浓厚的怀旧和悲观色彩的“环境主义”，从而日益被人们所摒弃和不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西方左翼学者，特别是西方的一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富有说服力地向人们表明：当今人类消除生态危机、构建生态文明的理论依据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之中，马克思的生态理论完全有资格成为指引当今人类消除生态危机、构建生态文明的旗帜。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体现在指导人们消除生态危机、构建生态文明的价值上。在这些西方左翼学者和“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美国俄勒冈州大学社会学教授、《每月评论》杂志主编J·B·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是其杰出的代表。本文对他的相关理论加以评述。 诚如福斯特所指出的，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并不包含生态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类社会的变革可能具有指导意义，但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变革，则非但不具正面的积极意义，反而还有强烈的消极作用。持这种观点的人既有西方激进的生态主义者和绿色运动的理论家，也有一些号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人。 福斯特也注意到，最近几年，国际学术界对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究竟有没有生态理论的看法似乎有了某种改变，这主要表现在“很多即使原先最苛刻地批评马克思的人，近时均不得不承认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包含着值得注意的生态思想”。①[1](P9)他引用意大利物理学家M·奎尼的话来说明这一点，早在现代资产阶级生态意识产生之前，马克思“就已开始谴责对自然的侵犯行为”。[2](P9)但在福斯特看来，目前国际学术界对马克思生态理论的认可是非常肤浅和零碎的，并没有系统和深刻地把握其根本。 他把目前国际学术界对马克思生态理论的认识归纳为以下六种有着内在逻辑联系的观点：(1)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的生态思想与其著作的主体思想没有系统性的关联，它们只是作为“说明性旁白”出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因此完全可以忽略。(2)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只是出现于他的早期著作中，在其后期著作中很少提及。(3)从根本上看，马克思没有解决对自然的掠夺问题，没有将其生态思想融入其价值理论之中，最终还是持崇尚技术、反生态的“普罗米修主义”的观点。(4)作为这种“普罗米修主义”的观点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经济进步完全可以解决生态限制的问题，而作为“生产者联合体”的未来理想社会的主要标志是物质的极大丰富，按照马克思的思想逻辑，人类根本用不到“用一种认真的态度”“面对稀有资源的分配问题”，也根本用不到提出什么“具有生态意识的社会主义”。(5)马克思对自然科学或者技术对环境究竟会带来什么影响是不感兴趣的，他根本就不具备研究生态问题所必需的自然科学基础。(6)马克思实际上是个“物种主义者”(speciesist)，也就是说，他要把人类与动物彻底分开，并视前者优于后者。[3](P9-10) 福斯特当然不同意所有这些关于马克思生态思想的论点。他说他要对所有这些论点进行“坚决的批判”。他针锋相对地指出：“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系统的生态世界观。”[4](PⅧ)所谓“深刻的”，就是抓住了事物的根本，从根本上回答和解决了当今人类所面临的生态问题；所谓“系统的”，就是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是对生态问题的全面的论述。正因为马克思的生态理论是深刻而系统的，所以马克思的生态理论可以现成地拿来作为当今人类构建生态文明的指导思想。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当有人向福斯特指出，他的这一看法是否与“现在普遍流行的涉及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某些假定”相冲突时，他明确地回答说：“是的，我的著作与对马克思的这种理解相反。”他反复强调：“马克思实际上对如何调整我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对环境进程如何与社会发展和社会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提供了大量的见解。”[5] 基于对马克思思想的这样一个基本判断，他不同意一些生态社会主义者所提出的要把目前西方流行的绿色理论与马克思的生态理论嫁接在一起的设想。在福斯特看来，马克思的生态理论无需这些绿色理论来补充和完善，因为它本身已十分完美。再说，把两种本来就存在着极大差异的东西“嫁接”在一起，是不会产生“现在所需要的有机合成物的”。福斯特引用培根在《新工具》中的一段话来论证自己的观点：“若期待用在旧事物上加添和移接一些新事物的做法来在科学中取得什么巨大的进步，这是无聊的空想。我们若是不愿意兜圈子而仅有极微小的进步，我们就必须从基础上重新开始。”[6](PⅧ)与此同时，他更不同意一些人所提出的将马克思主义加以“绿化”的观点，似乎在马克思那里本来并没有什么生态理论，从而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加以改造，使它变为与生态不相冲突。福斯特强调，在马克思主义中隐含着深刻的生态理论，马克思不但对人类与自然的异化进行过系统的批判，而且对如何超越这种异化做出过富有成效的探索，其本来就是一种有着丰富的绿色内容的“红色理论”，再对她进行“绿色化”的改造则是对其的伤害。 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包含着深刻的、系统的生态理论，但这一理论还只是潜存于马克思的著作之中，尚没有被人们挖掘出来。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这一理论还只是“一个没有被认识到的灵感源泉”。[7]这就是福斯特对马克思生态理论现状的认识，也是他致力于研究这一理论的主要缘由之所在。他对自己定下的使命就是“重新构造马克思的生态理论”。[8](P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