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巨大的进步作用，它往往发生在历史的转折期，是这种转折的要求，也是这种转折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30年来，正是拿起和掌握了解放思想这个法宝，中国共产党才能完成对“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实现路线方针的重大转变，成功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解放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的重大作用和意义，不仅在于它植根于社会实践，是社会实践的要求，还在于它是辩证的思维方式，是辩证法本性的体现。对于这种唯物辩证法，马克思如是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页)这就是说，唯物辩证法是在运动和静止、量变和质变、肯定和否定的对立统一中去把握事物的发展的；这就是解放思想的正确方法论，换言之，是解放思想的辩证本性。 这种辩证本性首先体现在：解放思想要求一种怀疑的精神。在人类思想史上，怀疑从来就是新思想启蒙的起点，是科学精神的重要内涵。从哲学上讲，怀疑是对以往认识和实践成果的一种“相对主义”态度，它反对绝对化和盲目崇拜。科学的怀疑或者辩证的“相对主义”不是对真理的嘲弄和否定，而是在相对与绝对的统一中把握真理。列宁说：“辩证法，正如黑格尔早已说明的那样，包含着相对主义、否定、怀疑论的因素，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无疑地包含着相对主义，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这就是说，它不是在否定客观真理的意义上，而是在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意义上，承认我们一切知识的相对性。”(《列宁选集》第2卷，第97页) 在现实社会中，人们总是生活于一个既成的文化传统环境。在习惯性的日常生活中，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容易滋长起来的习惯性思维。它们或者是片面地执着于已有的理论，或者是片面地执着于已有的经验，在哲学方法论上都是“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它们排斥“异”而追求“同”，要求一种眼界、一种声音、一种模式、一种结论，不知道“异”与“同”是对立面的统一。其实，离开了“异”，“同”只是一个空洞的形式。 与此相反，怀疑恰恰是一种求“异”，是一种非“传统”、一种反思。怀疑的思想价值在于提问，其矛头指向的是“传统”(理论、经验)本身，是对“传统”的绝对至上性的否定。它表现出的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精神态度。这种精神态度对于应该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共产党来讲尤为重要。毛泽东早就说过：“共产党员对任何事物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29页)在对“文化大革命”和苏东剧变的总结和反思中，邓小平一再提出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体现出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怀疑精神，就是共产党人的这种“问一个为什么”的态度。 解放思想的辩证本性还体现在它是一种批判的精神，是对怀疑中的“为什么”进行深刻的批判性反思。批判是否定，辩证的否定是事物自身发展的必然形式，作为辩证否定的批判精神是对这种过程本质的自觉意识。由于世界经济的整体联系和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也会随着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变化，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果我们不是像唯心史观那样将历史规律看作是“英雄”人物个人意志的体现，或者是某种“客观精神”的“外化”，而是如实地将其看作是随着人类实践活动不断展开的过程，那么我们必须承认，一切前人包括我们自己这一代人的认识都是不完整的，都需要有一种自我批判的意识。正如社会主义社会的自身否定是自我发展、完善的条件一样，这种自我批判也是不断走向对社会主义社会规律正确把握的基本条件。它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对于自己的对立面——资本主义的客观认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在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怎样看待当代资本主义，它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离开了对前一个问题的正确认识，就不可能有对后一个问题的清醒认识。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对社会主义有一个再认识的过程，对当代资本主义也有一个再认识的过程。在当今世界的未来发展中，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还将长期共存。实力的对比和此消彼长是多方面的，制度的优越性是制度生命力的根本所在，制度的优越性归根结底还是要看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是没有国家界限的，所以社会主义要保持自己的生命力，展示自己的优越性，就必须尽可能吸纳和借鉴资本主义的发展成果，加快生产力的发展；谁更具有自我批判的意识、善于学习，谁就能不断超越自己，更快地发展自己。 辩证的否定是新事物取代旧事物的必然环节。事物的发展是从量变到质变的，没有量变就没有质变，而没有质变，就没有旧事物的灭亡和新事物的产生。作为对这种过程本质的自觉意识，辩证否定的批判精神促成着新思想的产生。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每一次思想解放都包含着对旧的禁锢人们思想的观念的批判、决裂。没有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就不可能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确立“发展才是硬道理”；不批判市场属于资本主义的观念，就不可能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在这些问题上，邓小平以其深刻的时代眼光，引领着全党思想从过去走向未来。在批判“两个凡是”时，他将思想僵化的危害性提到了亡党亡国的高度，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在批判市场属于资本主义的观念时，他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3页)邓小平在这里留给我们的，正是老一代革命家的科学的批判精神和理论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