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研究范式的转换

作 者:
何萍 

作者简介:
何萍(1953-),女,湖北武汉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武汉 430072

原文出处:
学习与探索

内容提要:

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随着社会结构变化而转换。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政治哲学的兴起,知识分子、性别等问题研究的展开,挑战了原有的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当前,中国学术界开展新一轮的唯物史观研究,就是对中国社会结构变化和学术挑战的一种回应。就中国当代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学术发展的路向而言,唯物史观研究范式转换的主要方向是:变革已有的技术理性的研究范式,建立文化理性的研究范式。要建立文化理性的研究范式,哲学必须开展文化哲学的认识论研究,以文化活动为中心的认识模型来改造原有的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实现唯物史观研究范式的转换。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09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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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09)05-0054-07

      一、问题的提出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主线。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世界历史的变化和本民族的现代社会转型,从不同的角度阐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原理,推动了唯物史观理论的发展。在此期间,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因所处国度不同、知识结构各异,而围绕唯物史观的性质、理论结构发生过激烈的争论,甚至互相指责对方为非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谁也不否认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谁也不否认唯物史观学说对于人们观察当代社会变化、思考世界历史发展的方法论意义。相反,唯物史观的理论正在这些争论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那么,唯物史观为什么会在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出现不同的理解呢?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围绕唯物史观的性质和理论结构的争论是在什么范围内展开的呢?不可否认,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围绕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所展开的争论源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围绕着唯物史观的性质和理论结构所展开的争论,是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方式的理解相关的:那些固守唯物史观原理的人总是从量的演进上理解唯物史观的发展,认为唯物史观的原理是不可动摇的,唯物史观的发展只能是把新出现的社会现象吸收到已有的唯物史观的理论中来,并给予解答;而那些强调唯物史观原理的历史性特征的人则从质的变革上理解唯物史观的发展,认为唯物史观本质上是人们观察社会现象、揭示现代社会发展规律的方法,它必然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地改变自己的理论形态,而它的理论形态的变化又是通过研究范式的更新而实现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罗莎·卢森堡、卢卡奇、霍克海默、哈贝马斯都是从后一方面理解唯物史观的发展,并且自觉地创新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实现唯物史观理论更新的。他们的哲学贡献表明,唯物史观的发展不仅需要理论内容的不断丰富,而且还需要研究范式的不断更新,两者相比,后者是更为重要的方面。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还是测量唯物史观理论发展的尺度。这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唯物史观理论的量变和质变都是存在的,它们是唯物史观理论发展的两种不同的方式,其中哪一种更为合理,是由一定的社会发展状况决定的:当一定社会的发展处在结构稳定的阶段,在社会现象的变化没有超出已有的唯物史观研究范式的解释范围的时候,人们通常会用已有的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来解释社会现象,这时,唯物史观的理论就会呈现出量的变化;但是,一旦社会的发展处在变革时期,社会现象的变化已经超出已有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所能解释的范围时,人们就不得不去创造新的研究范式,这时,唯物史观的理论就呈现出质的变化。由此可见,唯物史观的量变和质变是相对于研究范式的变化而言的,唯物史观的理论在研究范式内的变化,是量变;唯物史观的理论通过研究范式变换而更新,是质变。这样一来,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又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成为我们研究唯物史观理论发展的不可回避的问题。

      尽管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是人们用以考察唯物史观理论发展的重要方法,但人们不会每日每时地去讨论这一方法,也不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必须研究这一方法,而只有在社会结构发生革命性变革,已有的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不能解释新出现的社会现象的时候,那些富有创新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才会以明确地形式提出来方法论的问题,加以讨论。正是这样,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每一次有关唯物史观研究范式的讨论,尤其是新的唯物史观研究范式的革新,都必然带来唯物史观的新发展,使唯物史观的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

      就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而言,这一方法的研究分别发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二、三十年代、20世纪六、七十年代和新世纪初。19世纪末,罗莎·卢森堡为了解释帝国主义现象,建立了融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为一体的、具有总体性特征的历史辩证法,她指出,这种历史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者说明帝国主义现象的方法。她所说的方法,其实就是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她所创立的历史辩证法和拉法格、拉布里奥拉创立的历史叙述方法一起,构造了唯物史观研究范式转换的第一个阶段。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葛兰西、卢卡奇、柯尔施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和以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们,在反思西方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时,从哲学的定义入手,批判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建立了以文化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批判的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这一研究范式对法国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而构成了唯物史观研究范式变换的第二个阶段。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面对新“左派”运动的失败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发展,阿尔都塞和柯亨反对把唯物史观等同于意识形态,强调唯物史观的理性结构,从而构成了唯物史观研究范式的转换的第三个阶段。21世纪初,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在反思新社会运动的基础上,同时批判地吸取了葛兰西、卢卡奇、柯尔施创立的批判的唯物史观研究范式和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然与文化相互作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构成了唯物史观研究范式变换的第四个阶段。

      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讨论和变革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有其理论的和历史的根据。就理论根据而言,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他的资本主义理论之间的有机联系当作打破唯物史观的旧研究范式和创立唯物史观的新研究范式的理论根据。科尔施在批判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反复强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是抽象的公式,它的每一个原理都是特殊的、具体的,是与资本主义这一特殊的社会形态相联系的,并且是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研究相联系的,因此,唯物史观的原理只有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危机状态中才能真正显示它的意义[1]。由此出发,他创立一种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把唯物史观定义为批判的唯物主义,或唯物主义辩证法。科尔施的这一思想开创了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唯物史观的基本思路。自科尔施之后,每一次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的变换都围绕着唯物史观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系的讨论而展开。《资本论》也由此而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唯物史观的主要文本[2]。就历史根据而言,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把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当做变换唯物史观研究范式的历史根据。罗莎·卢森堡阐发总体性的历史辩证法是为了说明帝国主义时代东方与西方的资本构成关系;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建构以意识形态为中心论题的批判的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是反思20世纪初欧洲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和探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失败原因的成果;列菲弗尔、萨特建立以现代性为主题的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是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科技革命和城市化运动及其所产生的后果的思想概括。同样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是依据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变化以及新社会运动的兴起而提出生态学的唯物史观研究范式。这种理论根据和历史根据表明,唯物史观本身就是开放的、不断发展的学说,它随着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变化而变换其研究范式,呈现出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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