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09)05-0006-05 MEGA版①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进入中国以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虽然已经为国内学界所关注，但并没有被上升到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研究的意义上加以讨论。近些年来，随着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解模式在国内影响的渐渐消退，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马克思学”等思想潮流纷纷进入国人的视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开始了自身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国内学界对待西方“马克思学”的文本学成果的态度也开始发生变化。就西方“马克思学”以及研究成果来说，从七八十年代很多老一辈的学者主要从其意识形态本质方面加以批判，到有学者开始介绍、翻译并进行全面的批判、研究，再到今天因为“中国马克思学”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此种变化不可谓不大。期间，西方“马克思学”对于文本的关注和MEGA版的文本研究成果逐渐为国内学界自觉加以利用。并在进入新世纪以来，基本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大多数学者都认为MEGA版和西方“马克思学”的文本学研究成果不可以被轻易的忽视和简单的否定。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方面是，有一定数量的研究者仍然漠视西方“马克思学”和MEGA版的相关文本学研究成果，闭门造车，自说自话；另一方面则是，有些学者携洋自重，唯MEGA和西方“马克思学”马首是瞻，甚至将其当作了衡量科学的学术研究的唯一标尺。这样两种对待MEGA版和西方“马克思学”的文本学成果的态度和倾向是存在问题的。当然，与此同时，学界有关学者也形成了对待MEGA版和西方“马克思学”的文本学研究成果的正确的立场、态度和方法。本文试图就以上三种态度和倾向作一分析。 第一种态度和倾向：漠视西方“马克思学”的文本学研究成果 任何针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都需要以一定的文本为依据。随着马克思的大量手稿的发现和出版，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基于新的文本而开展的一系列研究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如：德曼的《新发现的马克思》、胡克的《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朗格的《青年马克思：他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梯尔的《青年马克思的人的概念》、吕贝尔的《卡尔·马克思：思想发展史概论》、费切尔的《卡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阿隆的《马克思主义的神圣家族》、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本得尔的《对马克思的背叛》、莱文的《悲剧性的骗局：马克思同恩格斯的对立》、卡弗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之后的恩格斯》等等。在这些研究中也形成了几种颇有代表性的、颇具争议的观点，如：“两个马克思”、“马恩差异对立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一生思想的最高峰，马克思后期的思想是一种倒退”、“人道主义的马克思”、“科学主义的马克思”、“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等等。 很明显，如果不是建立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相关研究是不可能取得这些成果的。当然这些成果有些是带有明显的问题的，因此，很多是打引号的“成果”。但它们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使得西方“马克思学”及其相关研究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过程中的一种不可忽视的、不得不对其有所关照、与其进行对话和论争的力量。但就在这些研究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的时候，国内却仍有一部分学者对西方“马克思学”的文本学研究方法、研究进展和研究成果，没有给予必要的关照，闭门造车，自说自话。 以《手稿》研究为例，我们今天仍可以看到这种倾向的存在。有学者在著作中谈到了麦克莱伦、罗森、科尔纽等人的相关著作，但对他们的文本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却没有丝毫的体察，即便在谈到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时，也没有注意这些研究的方法、问题和意义，而是简单地否定或者一笔带过，如针对有些学者提出的把马克思划分为“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的做法时，只是草草地说了一句“如果不是没有读懂马克思的话，那就只能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有意的歪曲了”就完事了，而根本没有对相关观点进行分析、对话和论争。事实上，西方“马克思学”的学者从文本学的角度进行的研究及其成果是处在作者的理论意识之外的。再如有学者在谈及《手稿》发表后学界的各种各样的看法，如“青年马克思是我们时代的发现”等这类观点时，不是对其进行具体的分析和剖析，而是用一句话就打发了，即“一句话，对《手稿》的评价太高”。另外，从这一类研究的章节标题——如“三个范畴和三个基本阶级”，“资本、地租和劳动的分离对工人来说是致命的”、“初步研究了资本及其运动规律”等——也可以看出相关作者没有与最新的文本学研究成果形成任何关照，更谈不上对话和批判了。这样一些研究者都只是从自己的角度、自己的视阈来抽象地解释，结果只能是闭门造车，自说自话。如有学者在谈到马克思在《手稿》中用“异化”概念分析问题时，竟然简单地认为这“代表了一种普遍联系(反对孤立看问题)、一分为二(对立的统一)、否定之否定(从异化到扬弃异化)的辩证法思想，代表了一种辨证的发展观”，而对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方法论实质和理论本质没有相应的认识。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试图与西方“马克思学”的相关研究对话、论争，并形成了一些“新”观点，但实际上是在简单否定的基础上对现有文本学研究成果的另一种形式的漠视。如有学者在谈及海内外有关《手稿》的研究时指出，西方学者的“《手稿》最高峰论”和苏联及我国一些学者的“《手稿》不成熟论”都仅仅着眼于异化劳动观，特别是带有人本学色彩的异化观，并认为贯穿《手稿》的核心内容与思想红线是酝酿之中的辩证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观，《手稿》的庞杂内容是被实践观这一思想红线贯连起来的，“尤其是其中蕴含的新唯物主义实践观，这才是马克思哲学创新的真正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实际上，这一观点并没有认真分析已有研究成果的实质和问题，与之进行真正的对话和争锋，而只是在简单否定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新”观点。同时，这一“新”观点实际上是建立在忽视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的。国内外早就有学者指出了《手稿》的复调逻辑，即人本主义理论逻辑的逐渐解体和实践逻辑的不断生成强化，两条逻辑交织互变，而根本不是人本主义逻辑贯彻到底，也不是实践逻辑贯穿全手稿。②相关研究早就揭示了马克思思想变革的具体过程，而“新”观点却自认为“弥补以往研究马克思实现哲学变革过程中的逻辑缺环，全面体认马克思哲学是如何从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脱胎而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