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社会生活和思想政治领域，无论其现实生活条件与思想理论企图如何，意识形态的话语或意识形态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那些以某种方式把自己与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人们的保留地。福柯也不例外。马克思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了新世界，在彻底颠覆既往的一切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创立了唯物史观，从而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深邃的历史穿透力和彻底的革命与批判精神。而福柯对西方传统观念的解构和颠覆则因此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密切而复杂的关系。 意识形态是一个现代性概念，它伴随着人类社会从传统到现代这一历史进程，是人类观念深刻变革的产物。按照雅克·巴尔赞的说法，现代的开端源自马丁·路德的新教革命。①宗教改革导致了神学体制的衰微，世俗化潮流的兴起，个人主义的背影随之在历史的地平线上浮现出来。而此前的文艺复兴和此后的科学革命更是影响深远的现代性叙事。文艺复兴所彰显的人文主义成为近代西方的主流价值观念；宗教改革所形成的新教伦理则催生了近代资本主义精神；而科学革命则使自然成为了理性和知识施展自身的对象，并史无前例地在自然面前形成了一个以人的理性为中心的支配性技术架构。所有这些，就构成了体现为现代性的西方理性话语、人道主义和启蒙传统——亦即资产阶级社会意识形态的完整版本。伊格尔顿指出：“意识形态属于现代，属于勇敢的世俗和科学理性的新时代……它是精神层面上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②这些理性话语、人道主义、启蒙传统等一方面反映了处于上升时期的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另一方面，也制造了一个关于资本主义永恒真理的神话。 福柯关注的中心问题正是现代理性和人的主体性在西方兴起的社会历史条件。作为一位极富挑战性、反叛性、创造性和颠覆性的思想家——当别人在为理性的力量高唱赞歌的时候，他却在为非理性正名；当别人对人道主义极力推崇的时候，他却试图撕开其虚伪的面具；当别人为知识的进步而频频欢呼的时候，他却在致力于揭示知识、真理、权力、规训与惩罚之间的复杂纠葛以及“我们是如何被建构成使用权力或屈从权力的主体的”；而在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之后，他则宣称“人死了”！可以说，福柯彻底颠覆了近代以来西方人文科学的传统，其批判锋芒直指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现代性话语和主流价值观念，包括市场式的经济自由主义和权利式的政治自由主义。总的来说，福柯的思想实际上体现为以其考古学(archeology)和谱系学(genealogy)为基本架构的意识形态批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共产党因其在二战中坚决抵抗的立场而在国内深得人心。阿尔都塞以法共党员的身份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执教哲学，萨特及梅洛·庞蒂也正致力于将自己的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年轻人对苏联充满好感，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年轻人中影响很大。福柯于1946年秋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其间研读了柏拉图、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著作，听了梅洛·庞蒂两个学年的讲座，与阿尔都塞有着师生之谊并且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1950年，福柯在阿尔都塞的影响下加入法共，后又于1953年脱离法共。苏联发生的犹太医生谋杀斯大林案及其后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匈牙利事件都引发了他对苏联的幻灭感，他同样也很难理解为什么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并未反对苏联在精神病机构中对思想家和科学家的监禁。1958年，戴高乐当政后，法国知识分子中的政治色彩逐渐淡化；巴黎大学哲学系学生中的共产主义小组也因法共领导认为它对党的路线批评太多而被解散，这些都导致了知识分子由政治向学术的大转移。福柯和当时的许多年轻知识分子一样转向了对于认识论、精神分析、语言学等人文科学的研究。在很多场合，福柯表现出一种政治上的超然态度，但从1968年发生震撼欧洲的巴黎学生运动来看，福柯在很长一段时间又曾是一面炫目的旗帜，可见他在政治上并不是超然的。 福柯在自己的著作中真正谈论马克思的地方不多。福柯对自己与马克思的关系的比较清晰的表述则集中见于他面对采访或在论坛中对所提出问题的回应中。西方学者对于福柯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也是见仁见智。有的人从福柯的著作中看到了一种与马克思的“较量和战斗”；而有的人从中看到了一种与马克思的“不间断的对话”；巴里巴尔则认为福柯的立场在其理论的形成过程中经历了从与作为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过渡到一种通过使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概念的“策略上的联姻”的变化。 福柯的理论活动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取决于福柯本人和福柯思想的复杂性。他的理论活动深受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弗洛伊德、尼采思想的影响，但他却明确地宣示：“我从来不是弗洛伊德主义者，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是结构主义者。”③在1954年，福柯就说过，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哲学，而是通往哲学道路上的一种经验，从而显露出他与马克思主义有着不同的立场。④具有反叛性格的福柯1966年就曾在《词与物》一书中对马克思主义发起了挑战。福柯认为，在西方知识领域的最深层面，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引入真正的分歧，有的不过是“儿童戏水池中的一场风暴”。这个譬喻不仅令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为之震惊，阿尔都塞和萨特等人都对此做出了反击，就连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者也感到福柯走得太远，说他将尼采式的修辞学演绎到了极致。⑤福柯不仅基于非连续性历史观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提出了质疑，而且在基于反中心主义而对权力进行的阐释中显示了同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分歧，同时还把马克思主义指称为“经济决定论”。这表明福柯在某种意义上是刻意将自己置身于马克思主义传统之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