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8-0040-05 目前关于普世价值问题的讨论焦点集中在是否承认普世价值的存在这个问题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形成了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普世价值是存在的，并将其与西方价值联系在一起，甚至认为普世价值就是西方价值。另一部分人则反对这种看法，尤其是反对前者将普世价值与西方价值联系，进而将西方价值说成是普世价值的观点。在他们看来，既然独立存在的普世价值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也就不存在任何普世价值。这两种观点看似针锋相对，水火不容，但实质上都具有相同方向的片面性，这就是对价值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作了错误的理解。前者对普世价值存在的肯定是正确的，但将某一特殊价值当作普世价值却是错误的；后者对前者把某种特殊价值视为普世价值的做法进行批评是正确的，但由此否定普世价值的存在却是错误的。笔者以为，之所以产生这种论争，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双方没能对普世价值的存在、存在方式及意义进行深入考察和理解。如果他们对这些问题作了认真思考，并得出了清晰的结论，争论也就完全没有了必要。 一、普世价值及其存在的客观基础 所谓普世价值，指的是价值的普遍性。任何价值存在都既具有普遍性的一面，又具有特殊性的一面。我们在认识普遍的东西和特殊的东西时，容易发生一种错误，这就是把可以闻见的特殊的东西视为存在着的，把不能闻见的东西则看作是不存在的。这就好像只有樱桃、梨、葡萄才是水果，而那概括了各种特殊水果的共同性的水果概念则只不过是一个空洞的抽象，它似乎缺乏存在的客观基础，因而是不存在的。人们之所以容易发生这种错误，其原因主要在于人们的经验型或具象性思维特征。具象性思维是一种较原始的思维方式，其特点就是把抽象的概念用具体的东西表象出来。这就如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中所讲到的土著回乔尔人那样，为了说明“白”这个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概念，他们不是说“白”，而是首先将“白”与羽毛联系起来，然后将一切与白有关的东西如“云、棉花、鹿的白尾、它的角、甚至鹿本身都被看成是羽毛”，并用这些东西来表示白，因为它们都是白色的①。这是人类处在童年时期、其抽象能力的发育还比较低下时必然要经历的阶段。笔者在此无意对这种具象性思维作全面评价，或许这种思维有如一些学者所讲的那样有它的长处，但从总体上而言，它是一种幼稚的、缺乏概括性和理论深度的思维方式。如果一个民族的思维长久地处于这种水平，或者它竟然允许自己处在这种水平，甚至以拥有此种思维方式而自得，那就实在不是什么好事情了。由于特有的语言文字的缘故，具象思维乃是我们这个民族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语言与思维具有的密切关系是人们认同的观点，此处无须赘言)，这本来不是什么很坏的事，问题在于我们对这种思维方式很少进行深刻反思和检讨，我们对它的弊病和危害也极少了解。当黑格尔因中国人特有的此种思维形式和语言而认为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时，我们感觉到的似乎只是耻辱和愤怒，根本就没有去好好地想一想，如果一个民族的思维水平停留在或允许自己停留在具象思维阶段，它如何能够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它所有的很可能只是一些机巧的比附、活泼的警句警言等等。事实亦如此。研究语言学的著名学者高名凯说过的一段话说明了这个问题。这段话的大意是，中国语是表象主义的，是原子主义的。表象主义就是把所描绘的事件“表象出来”；原子主义的意思是把这许多事物，一件一件的、单独的排列出来，不用抽象的观念。结果中国的语言，在表现具体的事物方面，是非常活泼的；而在抽象关系的说明方面，则比较的没有西洋语言那样精确。正是由于中国人的思维和语言都缺少对抽象关系的准确把握和说明，从而使得我们几乎要只承认具体事物的存在，而否认抽象事物的存在了。这种否认极大地妨害了我们民族的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发展。因为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精神科学，都是以普遍事物或抽象事物为对象和追求目标的。相对于个别和特殊的事物而言，普遍性的东西对人类精神活动而言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关于这一点黑格尔讲得很清楚。在他看来，作为普遍存在或类的存在比个体存在、特殊存在要更真实，更具有意义。只不过这种存在只能通过人的精神或反思才能认识和把握。他这样说道：“个体生灭无常，而类则是其中持续存在的东西，而且重现在每一个体中，类的存在只有反思才能认识。”②概念所揭示的“普遍是人所不见不闻，而只是对精神而存在的”，它是事物“内在的、固有的、深邃的本性”③。在我看来，黑格尔许多话说得并不都正确，但这些话却无疑是非常正确和深刻的。 普世价值不仅是存在着的，而且可以说它正是一切价值存在的内在的、固有的、深邃的本性。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马克思关于劳动的二重性问题的经典论述中获得有力佐证和深刻启示。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的古典经济学家们之所以无法彻底把握、理解和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固有本性，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未能够把人类劳动划分为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没有将一般的人类劳动从各种具体的劳动形式中抽象出来。正因为如此，他们也就始终无法弄清楚个别劳动是如何向社会劳动转变，劳动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和在劳动过程中结成的复杂的社会关系是如何呈现和如何运行展开的等问题。对这些问题弄不清楚，指望由他们揭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秘密当然是不可能的。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彻底揭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部秘密，就是因为他对劳动作了创造性的划分，将一般人类劳动从各种具体劳动中抽象出来，并深刻阐明了是什么样的劳动创造了价值这一根本问题。当马克思把劳动看作是“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即人类劳动力的耗费时，他就找到了劳动在量上可以比较、交换的前提条件。而解决了这一不同质的劳动可以相互交换的前提条件问题，马克思才有可能揭开商品和商品交换的秘密，才有可能揭开价值和价值交换的秘密，才有可能揭开资本这种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究竟是如何在资本主义这种特有的生产关系中获得增值的秘密。总之，一句话，正是马克思把人类一般劳动从各种具体劳动中划分出来，才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秘密大白于天下。设若马克思以找不到“独立存在的人类一般劳动”和人类的一切劳动都是以具体的、人们可以完全感知的形式存在着的为理由，而不去作上述划分和抽象，我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也就有可能处在长久的“黑暗”之中。 马克思对劳动所做的抽象，当然也包括一切抽象，都完全是以现实存在着的关系为基础或条件的。那种离开现实存在关系所做的抽象是空洞和毫无意义的，也是马克思所坚决加以反对的。这一点只要人们读一读他批评蒲鲁东的著作——《哲学的贫困》就清楚了。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痛责了蒲鲁东不从现实的经济关系出发，而是从概念，甚至从主观臆测出发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所做的种种空洞的抽象说明。在讨论和将普世价值从各种特殊价值中抽象出来时，我们务必要避免蒲鲁东的做法。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我们就需要深入地去了解普世价值赖以存在的客观基础，弄清楚这个基础究竟包括哪些内容。根据我的思考，普世价值赖以存在的基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认识和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