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2；B08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9)07-0013-11 《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①(以下简称《回到列宁》)一出版，我就寄了一本给好友王金福教授。在稍后的无锡会议②上，王金福在主席台上向我当面宣布，要公开批判我的“主观主义倒退”。当时我也表示，一定配合他的批判，提供他所要的所有资料文献，必要的话还可以当面交流，以便他的批判之剑所指能获得更大的精准度。回来不久，我便传去了关于“历史构境论”的文章③；同时，也收到了他完成的批判文章的第一稿。几天后，王金福来信表示，看完我的第二篇文章，感到我的错误“已经超出了解释学的范围而进入认识论和历史观了，这样就更加危险”。而我在读过他的文章修改稿④之后，觉得对所谓思想构境的理论观点的确需要再做一些必要的说明，也算是答复王金福教授的批评。 王金福教授认为我的“思想构境论”是一种主观主义的解释学理论，并以此作为论文标题。其文章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在第一部分“什么是‘思想构境论’？”中，他首先肯定了我在《回到列宁》一书中提出的一个合理的要求，即我的批判者“至少应当首先设法读懂他们所批判的对象”。⑤因此，在开始批判我之前，王金福开始了“设法读懂”思想构境论的尝试——先摘录了我在《回到列宁》中的很多表述，并在其后都做了一些简单的“评论”，然后认定他对“思想构境论”的基本观点的理解是正确的。文章的第二、第三部分的标题分别是“从何处退却，退向何处？”(因为我在《回到列宁》中曾说过，我的“思想构境论”是“从假想的真理向主观构境论后退了”⑥)、“理论与实践的背离”，论说的中心思想是认为我从《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以下简称“《回到马克思》”)时期的解释学的客观主义立场后退了，退到了一种今天的主观主义的观点上。 首先，我认为他的提问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他的文章让我意识到，我在《回到列宁》一书中提出来的“思想构境论”的确是仓促而不全面的。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我没有详细说清楚“思想构境论”的理论和现实基础是什么；还有，我也没有把那些在传统的哲学话语中人们很希望了解的东西说清楚。集中为一点，就是王金福在他的文章中强调的一个悖论式的问题：在解释学语境中，如果你认为自己的解释是“不正确的”，那么还要解释做什么？王金福认为我在《回到列宁》书中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在解释列宁的东西，但又认为我自己的解释很可能是“不正确的”，因为是“主观”构境，而不直接等于列宁的思想。 实际上，王金福在他的这篇文章里只做了一件事情，即把我的“思想构境论”和《回到列宁》的方法论重新拉回到解释学的语境当中。然而，他没有注意到的一个重要质性逻辑边界为，我在《回到列宁》一书中最重要的一个断言是，我实际上已经超越了那种具有现代性意义的解释学立场。《回到列宁》一书的方法论根本就不再驻足于简单的解释学的语境。所以，他的判断也是对的，就是说，如果在传统现代性解释学的立场上，我至多是一种主观主义的解释学。其实，我之所以在《回到列宁》中使用了“后文本学”这一概念，恰恰因为我觉得此刻自己的思考语境与《回到马克思》出现了某种异质性的改变：我已经从原来的那种假设自己所思所讲的东西都是正确的立场，退却到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不再固守自己的话语判断是绝对正确、绝对客观的立场上。比如说，在《回到马克思》⑦一书中，大多数思考情境中我都无意识地假定自己的观点是正确无误的，而在《回到列宁》一书中，我则以为自己今天所理解的列宁的哲学逻辑并不等于真实存在的列宁的思想，而只是我立足于自己重构思考空间的基础上，根据有限的文献资料所建构产生的一种特定的主观认知结果。这种认识是不是正确，实际上并不是由我自己认定它是正确的而成为正确的，而是在和其他人的理解相比较的参数中，由人们去判定它是否拥有一种和列宁原来的语境相接近或相似的状态。王金福不能理解的地方，是在后现代文本语境中，恰恰是承认认知结果的有限性和主观性，才会反证一种历史性的客观性和真理性，这种新的客观性与真理性正是当代哲学和科学认识论的积极反思的结果。说远一点，当康德给予主体认知设定有限前提时，当海德格尔从存在论上承认个人主体不过是一定时间中的有死者时，当波普尔将科学真理的标准从证实转换为证伪时，科学认识论是在从牛顿式的绝对客观真理退回到有限的主观认知论，可是，谁的认知更接近客观现实呢？ 这让我想到，美国科学哲学家皮克林在他的《实践与冲撞》⑧中使用的一个概念："open end"，即开放性终点，或者叫“始终被认定为不是真正完结的认知结果”。也就是说，在传统现代性的解释学理论中，不管怎样，它试图追求的都是一种理解的结论或终点。而我在《回到列宁》一书中则在考虑自己对列宁哲学思想的认识结论时，就已经把这种暂时性的结论开放了。我不再宣布说我对列宁思想的逻辑重构是与原初语境最接近的，我既不用“最接近的”，也不自我假设它的客观性。所以，回到王金福对我的判断来看，我其实已经不在现代性解释学的构架当中来讨论解释学的问题。通过王金福对我的这种理解，也反证了这个事实。因为，这恰恰说明了我的“构境论”在理论逻辑上的一个层面，即人们在试图理解一个思想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是根据自己的话语平台重新建构起别人的观点。显然，以我为解读对象的王金福并不是真的要“现象学”地进入、“读懂”《回到列宁》的原初语境或逻辑空间。拿我的“构境论”来说，王金福为什么反对它呢？因为他根本不打算按照“构境论”原有的逻辑去进行一种同质性的思考，而只把我的这个“构境论”重新座架到他自己所认定的解释学语境当中，并按右派和左派来划分：“客观主义”是左派，而“主观主义”是右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