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9)03-0014-08 我们已经在很多时候、很多方面、很大程度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了，为何又再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呢？这是一个很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本文在三个相对有别的意义上讨论这一问题，即政治诉求、学科要求和生活需求，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 作为政治诉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作为政治诉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由执政党提出的价值诉求。中国共产党为何重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种价值诉求呢①？我们可以把这种价值诉求分成三个历史阶段：革命时期、建设时期和发展时期。与这三个阶段相对应有三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科学发展观。革命时期的核心问题是夺取政权问题，这是有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用何种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呢？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还是列宁的国家理论和革命理论？事实上，用什么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在当时是存在激烈争论的。针对党内的各种思想及各种行动策略，毛泽东于1930年5月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除了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个著名论断外，还对不切中国革命实际而照抄照搬本本的教条主义进行了深刻批判：“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P111-112)毛泽东在1937年4月、5月又写下了著名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把马克思主义提高到了哲学的高度，并有了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哲学不是纯粹的理论，而是具有理论深度的实践哲学。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典案例，在哲学上就是一般与个别相结合、普遍真理与相对真理相统一；在革命实践中就是井冈山精神和延安精神：“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是哲学命题，又是政治路线。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实践理性的井冈山精神和延安精神，曾指导和支撑了中国人民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实践中，克服种种困难，从胜利走向胜利。 然而，在建国后近三十年的建设时期，执政党并没有很好地把“实事求是”的哲学观贯彻到底，在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上颠倒了逻辑和历史的关系。“两个凡是”的提出表明，我们确有把某个领袖人物的话语及指示绝对化和普遍化的做法，并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实践后果。建国后的复杂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使毛泽东产生了这样一种观念，只有彻底改变人们的观念，一个好的社会治理理念才能有效地贯彻下去。而事实上，人们的实践观念是来自社会实践活动的，人们不是预先准备好了各种正确的观念以备后来使用；相反，是因了复杂的社会活动才使与这种活动相适应的观念得以产生。毛泽东的观念优先论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极大的问题，这就是政治运动和文化革命几乎成为了社会活动的全部事项，而经济活动和精神活动从根本上被边缘化了，广大民众的生活陷入极度贫困的境地。这种极度贫困的社会事实促使人们去深刻地反思和批判以往的社会观念及社会治理模式。此种反思与批判的理论活动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理论形态的，一是意识形态的。前者表现为“真理标准大讨论”，后者表现为对以往社会主义观念和实践的全面反思，其理论成果便是邓小平理论的产生、形成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是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落后的生产力与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改变已有的社会运行模式，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社会治理上则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改革开放。这些显然不同于革命时期的理念和实践。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经历了三十年发展实践之后，一些实践困境和理论难题全面爆发出来。究竟用什么理论来指导我们已经相对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用什么文化来支撑人们的生产、交往和生活呢？执政党在意识形态上面对着三个维度的思想资源：过去的理论、国外的理论和当下的理论。这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在面对我们的过去和我们的他者两条战线上展开。首先，推行市场经济，走现代化道路，必然会出现不同于前工业社会的社会问题：资本的运行逻辑所导致的经济主义、功利主义和消费主义；原子主义思维方式将私权置于公权之上，必然导致民众对民主制度的强烈吁求；民主实践的广泛开展削弱了执政党的话语权力，于是，市场经济本身所要求的社会结构以及与此种结构相匹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说、经济学理论、政治观念一并给执政党造成了压力。以集体形式出现的危机感，促使精英集团不得不反思当下意识形态的合法性问题。表现在实践上就是对已经译介进来和正在译介的国外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理论进行全面的省察。不可否认，这种省察无疑是一个重大进步，因为它不再是非理性地拒斥，而是理性地批判和借鉴。其次，我们除了要应对和解决市场经济本身带给我们的问题之外，还要应对和解决西方后现代社会所提出的更高要求，如环境污染和人权问题。之所以说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一个进步，乃是由于作为一种价值诉求，它已经超越了狭隘的仅仅维护执政党地位的要求，而是着眼于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客观逻辑，着眼于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和幸福生活。以此观之，现代性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不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价值诉求，它分明成为了全社会的事情。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在进行意识形态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原则。当然，彻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需要一种理论上的支持，这便是作为学科要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