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9)04-0058-07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的一个哲学问题，固然有着它现实的理由，但这种理由在很大程度上却来自于它的历史。当我们站在现代哲学的角度上去追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什么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一个“题”时，实际上是以哲学的当代形态完成对它的历史追问。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引入与传播，经历了“外在于我”的对象性存在阶段。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象性认识”中所形成的对象性或经验性思维方式，构成了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程的鲜明特点。“对象”客体身份的确定使主体成其为“主体”，但是在对象化思维方式中，“对象”却有可能在演化为“偶像”的过程中成为主体的现代图腾，从而湮没了主体的存在价值，也由此消解了作为客体的“对象”之存在。历史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曾力图在“化他为我”的过程中结束马克思主义哲学“外在于我”的阶段，但是，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运动中，导演了由对象而偶像的过程。以哲学教科书为载体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经验”与“先验”的逻辑断裂中，把自身推向了形而上学的终极，在这个终极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了被给予的尊严，因而也失去了自身的尊严。 一、关于“哲学教科书”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产生了“哲学教科书”这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表达方式。如果把艾思奇1936年出版的《大众哲学》算做哲学教科书的雏形的话，那么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同一模式不同版本的哲学教科书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不仅构造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解说模式，而且统领了全部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方向。 哲学教科书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标志性的历史建筑。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历程，铺垫了哲学教科书的行进路程。这条路的起点，就是苏联的教科书哲学。正如列宁在《怎么办？》和《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所得出的结论那样，在一个拥有宗教历史的国家里，新政权面临的思想障碍是宗教信仰和由此滋生的迷信传统。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现实意义，是如何能在克服宗教信仰、破除迷信的过程中释放它的功能。它所内涵的政治语义是说，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取代宗教从而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那么它必须拥有和宗教一样的效用。宗教的现实力量不在于它的说理性，而在于它所提供的教条。由此出发，按照自己的理解，苏联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加工为一系列的“基本原理”，并且由此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中特色鲜明的哲学教科书。普列汉诺夫是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早阐释者，他在《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和《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两篇著述中，最早使用了“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并对其“做了极其完美的有价值的阐述”①。此后，“辩证唯物主义”基本上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代名词，列宁对这个体系作了进一步阐述和完善，并将其内容规整为辩证法、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三个部分。斯大林时期这个体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20世纪30年代初，米丁等人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将这个体系教科书化，1938年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问世，标志着这个体系定格成形。苏联的马列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是为适应当时俄罗斯社会经济文化的落后状况而创造的，为了与宗教信仰向抗衡，也为了普及或传播的方便，教科书哲学舍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具体语境，也搁置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其他哲学及其哲学史的种种复杂关系，用和宗教传播相类似的手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浓缩为一系列“原理”，并且用这些原理搭建成一个“体系”即哲学教科书体系。 “十月革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众多传播渠道最后汇总到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去②。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艾思奇、瞿秋白，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如毛泽东等，接受的都是来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的破裂，并没有在哲学领域开展任何形式的关于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清算活动，相反，由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苏联教科书哲学之间割不断的“血缘关系”，中国的哲学教科书，始终如一地保留着历史中遗留下来的苏联哲学教科书的胎记。 哲学教科书所影响的不只是中国的哲学，还有在哲学语义下所包裹的一段历史，以至于时至今日，“走出教科书哲学”还仍然是当下中国哲学的一个努力方向。于是，我们必须把哲学教科书还原为历史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的一段特殊历程，并且在这个历程中反思它的独特内容。 我们必须回答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要创造哲学教科书？第二，为什么把哲学教科书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解读方式？前一个问题接续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普及运动的研讨，后一个问题则直接关涉到哲学教科书的解释原则，以及在这个原则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哲学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初始阶段，中国共产党就把它所领导的中国革命，理解为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它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关于“革命主力军”的认定。唤起百万农工组成革命队伍，是中国共产党从创立以来就坚持的坚定不移的主张。百万农工由自发到自觉的革命，需要的是整体素质的提高。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时代担当，就是如何在极短的时间内提高中国大众的思想素质。艾思奇在30年代提出的“大众化哲学”方针，集中体现了这个时期中华化民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价值的认定和渴望。建国以后，这种以“灌输”的方式教育群众的哲学理念非但没有改变，反而在新的语境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形成，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它的“对象”是对哲学几乎一无所知的广大人民群众，它的目的是把深奥的哲学理论化解为中国老百姓能够听得懂的语言，在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哲学素养过程中，获得哲学的群众基础，实现“理论掌握群众”的目的。 “教科书”当然是用于教学的，但是哲学教科书的对象和功能远不止于此。必须承认，这种以教科书的形式进行哲学理论传播的方式，是哲学发展史中的一次伟大尝试。和历史上传业授徒的学园派方式不同，哲学教科书不是要传递某个哲学门派的薪火，而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人类理性所获得的最高“真理”传递下去；它的对象范围不是哲学理论的思想者和爱好者，而是需要全方位进行文化和思想启蒙教育的广大人民群众。这种方式又和西方近代历史上的启蒙运动不同，由于它强调的是理论的通俗性而不是深刻性，因此它不是以“百科全书”似的教育完成大众的启蒙，而是以现实性极强的“说理方式”体现理论的说服能力。仅就社会效果而言，18世纪法国启蒙主义为其社会主张奔走呼号的种种努力方式，并没有在整个社会的领域引起所期待的效应，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宣传普及方式，其效果却远远超过了当时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