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9)06-0068-05 近半个世纪以来，曼海姆所提出的知识社会学境域中的意识形态理论一直是西方学术界关心的话题之一，如果说马克思和他的追随者把意识形态问题规定为社会政治讨论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那么是卡尔·曼海姆“创立了第一个，迄今为止最后一个全面详尽的意识形态理论”。①“‘意识形态’这一术语总的来说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和可区分的含义——特殊的(the particular)和总体的(the total)含义。”②但在曼海姆看来，对意识形态两重涵义的划分，远未了结有关意识形态的问题，相反却提出一个过去常被遮蔽的问题，即“之所以会产生‘谬误意识’这种事情的问题”以及诸如此类情形。像“在其所及范围内，对一切事物做出虚假描述的完全扭曲的思想是如何会产生的，”③一样这是一个渗透全部意识形态问题的核心问题，不管是对特殊的还是对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的解释，归根到底都源于对“谬误意识”的理解和解释。当我们意识到总体的世界观不同于细节，并可能被扭曲时，就会产生我们在理智状态中所感受到的深刻不安。这种“现代人的深刻不安”来自“基础的瓦解”（基督教和教会对知识和信仰垄断的崩溃）。为了消除这种“不安”，诞生于世俗化和启蒙运动中的意识统一性（曼海姆所言的意识形态概念的雏形），成了人们重新回归思想统一性的重要载体。然而，各个思想流派基于各自不同的利益和立场相互指责，争论不休，因此确定这些思潮和观点中的评价标准是最迫切的任务。为了明确“取代旧的超验标准的新的现实标准的确切性”，曼海姆从评价的标准方面对谬误意识的发生和“意识形态”一词的含义进行了“更精确的历史性分析”。④这对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问题当有助益。 一 “谬误意识”的发生与政治实践标准 在曼海姆看来，对“谬误意识”的怀疑可追溯至古代，它起源于宗教，“一旦预言者的启示或远见的真实性受到他的人民或他自己质疑时，它就成为一个问题。”⑤但预言者怀疑他的幻象的真实性是因为他感到被上帝所抛弃，他的不安是建立在一种超验的参照之源上的。也就是说，当时唯一能评判真伪的是某种外在的超验的上帝启示、神谕成了客观的标准。只有当“谬误意识”这一观念不再涉及超验的探索宗教因素后，“它（谬误意识）便把它对现实标准的探索转向实践领域，尤其是政治实践领域。”⑥因此，曼海姆认为，谬误意识似乎不再涉及认识论上的真假，在本质上取决于政治领域。依据意识形态概念的历史嬗变，曼海姆对意识形态的发生及其标准做了进一步的剖析。 首先，“‘意识形态’这个词没有固定的本体论意义，它并没有确定不同现实领域的价值观，因为它最初只表示思想理论。”⑦法国学者德斯蒂特·德·托拉西是最早使用“意识形态”这一术语的，其依据孔狄亚克的传统，摒弃形而上学，并力图建立一门崭新的、理性的“观念科学”。托拉西把这种“观念科学”界定为“如果人们考虑内容的话，该科学可称为意识形态；如果人们只考虑方法的话，则可称之为普通文法；如果人们只考虑目的，则又可称之为逻辑。无论称呼什么，它都必须含有这三个分支，因为人们不可能在适当地陈述其中一个而不同时陈述其他两个。对我来说意识形态似乎是总称，因为思想科学归为两个方面：思想表达的科学和思想起源的科学。”⑧因此，在曼海姆看来，意识形态的原初意象具有理性科学的特征，它是关于观念的科学，其目的是为了研究认识的起源与边界、认识的可能性与可靠性等认识论中的最基本问题。这仅仅是在中性的角度使用这一概念。然而，托拉西的作为一门新科学的“意识形态”还没来得及真正建立就夭折了。 其次，当拿破仑发现这个（以托拉西为首的）哲学团体反对他的帝国的野心，从而轻蔑地称这批人为“意识形态家”时，现代的意识形态观便诞生了，从而意识形态就像“教条主义者”这个词一样，带上了贬义，并一直保持至今。在曼海姆看来，这种贬低的态度实际上就包含着认识论和本体论的性质。在拿破仑反对其批评者的斗争中，由于他处于支配地位而能够通过指出这些人的思维具有意识形态本性来败坏名声，他对“意识形态”进行了非常广泛而猛烈的攻击，把几乎所有的宗教和哲学思想都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如此一来，在拿破仑的强权下，作为一门理性的观念学科的“意识形态”消隐了，“这个词本身已成为一个死命压制反对派以支撑摇摇欲坠政权的皇帝手中的武器”。⑨意识形态概念从此被涂抹上了一层浓厚的否定色彩。“从此意识形态这个术语中暗含的疑团——什么才真正是真实的？——就从未从地平线上消失。”⑩这里我们不禁追问，拿破仑所贬低和轻蔑的东西是什么？显然是意识形态家们思想的不现实性。在拿破仑眼中，他们只会空谈，玩弄理论和观念，并企图建立科学的观念论，这些无疑都是不现实的。由于思想家们的学术争论仅仅是停留在思想领域，因而就往往变得贫乏无力。“拿破仑嘲笑观念学的主张：他认为那是一种脱离政治权利现实的抽象的推测性学说。”(11)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对于什么而言是不现实的？回答便是：对于实践而言是不现实的，同发生在政治舞台上的事情相比是不现实的。这就意味着，此时政治家的现实感压倒和取代了学术性的、冥思苦想式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一切被标为‘意识形态’的思想都被认为当其被付诸于实践时是无效的，唯一可靠的接近现实的途径应在实践活动中去寻找。”(12)在曼海姆看来，判定现实与虚构的标准，不再是错误地诉诸神谕来检验，或通过诉诸学者的思辨发现真知，而主要是从政治经验派生出来的。“从拿破仑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的历史尽管在内容上有所改变，但却一直保存了同样的判断现实的政治标准。”(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