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中的意识形态思想文本研究

      中图分类号：A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774(2009)03-0029-05

      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第1卷）①，是对作为资本生产过程的资产阶级组织方式所特有的意识形态属性的一次最为系统、全面而深刻的批判分析。这是一种独特的马克思式的意识形态分析法，它既是对意识形态的具体形式即经济意识形态问题继《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资本论》写作之前的其他一些经济学手稿和笔记中相关思想的补充和完善，也是从拜物教形成的视角，通过对社会关系、劳动、商品、价值、货币、资本等范畴的理论抽象，对资本主义经济意识形态及其在日常生活领域中的表现所作出的深度剖析。正如阿尔都塞在阅读《资本论》时所指出，“意识形态是不动的运动”，“它反映和表现了历史中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它从未超越自己的时代，因为它不过是把人们引入歧途的镜子式反映所俘虏的时代本身。”[1]163事实上，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为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生产过程的观念体系）的意识形态属性的分析，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资本主义生产的时代，也为我们今天理解这个时代的社会面貌和特征、把握生活于这个时代中的人们的思维方式提供了方法论工具。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所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以“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2]8、10这是马克思为《资本论》制定的研究对象和目标。为此，马克思在研究中采用了抽象的方法①，因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而“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3]8。而意识形态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特别是通过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表现，当然也就成为马克思探讨的重要对象。此外，《资本论》的重要方法即抽象法所遵循的正是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一贯使用的异化逻辑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建立在经济生产关系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特殊的意识形态表现样式即拜物教产生的真正根源、种种表现及其可能性后果的主要对象。这是马克思继之前特别是1859年以来的经济学研究，最终正式完成的从最早的哲学意识形态批判立场、政治法律（学）意识形态批判立场，向（政治）经济（学）意识形态批判立场转变的标志。这一重要转向，实际上是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分析法②或异化逻辑在社会经济领域中的一次生动运用。

      我们可以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所得出的结论性分析框架图示如下：

      

      《资本论》第1卷中的意识形态分析框架1

      该图示说明，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决定了人在经济领域的异化。这种异化主要表现为人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关系中成为“经济人”，这种“经济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而且“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2]10。这就意味着，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同时就是他们的意识形态性。由于“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个人表现为“经济人”的异化现象，是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一种必然现象。因此，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家）没有必要对之进行“遮掩”，完全可以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所谓“自由的科学研究”。也只有通过这样的“反对”，才能使统治阶级也能认识到，“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2]10、13。可见，马克思把自己的研究看作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开展的一场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或许与马克思为伍并不能受到普通人的欢迎（当然更得不到资本家的欢迎）③，因为他所揭示的都是资本家不愿意揭示的痛处和“最卑鄙、最恶劣的”东西，这些与玫瑰色的粉饰相比，显然更加难以让人接受。

      不难看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新的经济意识形态）去替代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旧的经济意识形态）。尽管在他看来，资产阶级的经济意识形态并非一无是处，也曾在历史中发挥过作用，如他所说：“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2]16而一旦“资产阶级在法国和英国夺得了政权”，它就“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因为这时的经济学家就会变成“豢养的文丐”或“坏心恶意”的“辩护士”[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