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作为一个理解历史的思辨概念始于黑格尔，黑格尔赋予这个概念既不同于哲学史又不同于普通历史学的特定内涵。这一特定内涵是黑格尔理解现实发生的历史的结果。通常认为，黑格尔因为夸大“精神”自我发展的决定作用而否定了现实发生的人类历史。这种理解是不准确的。黑格尔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我们必须完全接受的“实际存在的历史”？或者换个说法：实际存在的历史如何才能成为可理解的？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概念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按其本质并不导致精神自我发展与现实发生的历史的紧张关系。马克思和黑格尔思考同样的问题，不同之处在于：黑格尔主张“哲学地”理解世界历史，即通过“精神”的辩证运动来把握世界历史的本质，唯其如此，现实发生的历史才是可理解的，即被理解为一个辩证的过程；马克思则主张从“现实的人”的活动出发来理解世界历史，根据这样的理解，因为现实的世界历史本身是一个辩证的过程，作为该过程的思想反映的观念认识才是辩证的。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世界历史概念的改造实现了历史解释原则的创新，并赋予世界历史概念新的意义。 一、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概念 黑格尔使用“世界历史”概念，为的是探寻历史最内在的东西。在《历史哲学》绪论中，黑格尔明言自己所关注的主题既不是外在的历史也不是实际存在的历史，而是“哲学的世界历史”。外在的历史在世界之外，实际存在的历史在世界之中，哲学的世界历史则意指历史最内在的东西，即世界历史本身。但是，哲学的世界历史并非是对实际存在的历史的否定。黑格尔从来没有忽视过实在的历史：“我们可以宣布：忠实地采用一切历史的东西，是我们应当遵守的第一个条件。”①事实上，在黑格尔那里，“哲学”表示方法，它是黑格尔理解历史的特殊方法。这一方法使“哲学的历史”不同于普通历史学，普通历史学只是叙述历史中发生的行动、事变以及导致这些行动和事变发生的动机，“哲学的历史”则是对历史的哲学理解。但是，对历史的哲学理解并非意味着用哲学范围内若干自生的观念来治理历史，把历史当作是一种消极的材料，逼迫它去适合一种思想，取消它的本来面目。黑格尔认为这并不能使历史成为“哲学的”。他认为，所谓“哲学的历史”是被理性所把握的历史，理性是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唯一“思想”。黑格尔的理性不同于近代启蒙当作主体意识来看的理性；它既是实体又主体。一方面，理性是宇宙的实体，就是说，由于理性和在理性之中，一切现实才能存在和生存。理性是一切自然和精神生活的基础。另一方面，理性是宇宙“无限的权力”，它不仅是宇宙万物“无限的形式”，还是那“无限的形式”推动的“无限的内容”，它就是它自己的“无限的素质”，万物的精华和真相。黑格尔提出理性是理解历史的最高原则：“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②即是说，这种历史形成了“精神”发展的合理的必然的路径，“精神”在这一路径中将自己表现为历史的本质和最终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称世界历史是理性的产物与财产，是“精神”自己表现自己和自己实现自己的场合与舞台。 黑格尔的“理性”概念使现实的历史成为可以理解的，黑格尔将其理解为“精神”自身展开的过程。一方面，精神的本性是自由，因此世界历史就是自由的实现。首先，精神在其最初迹象中已经含有了历史的全体，世界历史只不过是这一“全体”自身的展开与完成。其次，精神不仅依靠自己存在，还意识到自己存在；精神不仅是自由的，还知道自己是自由的，这种对自由的意识意味着自由的实现，而世界历史无非就是这一自由意识在人类生活中和通过人类生活的表现过程，也就是自由本身的实现过程。自由意识实现自身的各种不同程度构成我们划分和探讨世界历史的原则和依据。“东方各国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只知道一部分人是自由的，至于我们知道一切人们（人类之为人类）绝对是自由的。”③ 另一方面，精神的本性趋向完满与自由。精神概念的完满不仅要求精神自己决定自己，自己认识自己，还要求精神必须打破自身的内在性以获得现实的存在。换言之，精神并不仅仅产生一个虚悬于现实以外的理想，或在某些人类的头脑中单独的和抽象的东西，精神还必须在现实性中实行自己、实现自己。普遍的、抽象的精神本身对此是无能为力的，只有人类的活动才能使精神的“理想”以及一般抽象的特质得以实行和实现。“那个使他们行动，给它们决定的存在的原动力，便是人类的需要、本能、兴趣和热情。”“假如没有热情，世界上一切伟大的事业都不会成功。”④因此，世界历史不仅是观念实现的结果，还是人类活动（热情）的结果。精神的观念与人类的热情，这两者交织成了世界历史的经纬线。但是，黑格尔认为，人类的实际活动终归只不过是“世界精神”实现其目的的工具和手段；而且对于这一目的，各个人和各民族都是无所知的，他们是无意识地或者不自觉地实现了它。那些被称为英雄的“世界历史人物”只不过是“世界精神的代理人”。因为，在具体的人类活动中，人们“仅仅认得特殊性，而且只能支配特殊性”。他们是在满足自己利益的同时，一起完成了那并不包括在他们的企图中，也没有呈现在他们意识中的某种东西——世界精神的目的。这就是“理性的狡计”：“特殊的东西同特殊的东西相互斗争，终于大家都有些损失。那个普通的观念并不卷入对峙和斗争当中。它始终留在后方，在背景里，不受骚扰，也不受侵犯。它驱使热情去为它自己工作，热情从这种推动里发展了它的存在，因而热情受到了损失，遭到祸殃。”⑤ 世界历史是自由的实现。由于自由的实现过程是一个辩证的过程，所以世界历史的行程也是一个辩证的过程。黑格尔在双重意义上展现了这一辩证行程。一方面，从历史本身着眼，世界历史的行程分为三个阶段。在最初阶段，“精神”自己把它的概念遮蔽起来，生存于一种没有自由意识的自然生活之中，这就是古代的本质。历史高于自然表现为：在精神实现自己使命的过程中，它自己便是它最可怕的障碍，精神不得不和它自己斗争，克服和否定自身，这使精神在历史中的发展成了一场身不由己、自己反抗自己的艰苦剧烈的斗争，而不同于单纯宁静、无害无争的自然过程。历史从这种否定过程中获得意义。精神在这项艰巨事业中把自己表现在一种有限的存在形态中，即“民族精神”，它是具有严格规定的一种具体的精神，把自己建筑在一个客观的世界里，生存在它的全部特殊制度（即那个民族的政治、宗教、伦理、风俗等）和历史行动的范围内。这就是历史上各民族的事业，“各民族都是从它们的事业造成的”。“精神”在历史中的本质和具体表现是有限性，而有限性之为有限的存在，就在于它否定自身。黑格尔认为“精神”在一个民族精神中完成的最高成就是自知，但这种自知同时便是它的解体，另一个民族精神的发生。表现为每一个有生命的民族精神都通过实现一种概念而取得现实性，现实性一旦获得，原有的民族精神便不再需要，而是需要一个新的民族精神来表现一种更高更博大的概念。这就是历史中一切民族的宿命。黑格尔通过这些告诉我们的真理是：自由，即对有限存在的否定，乃是历史的本质和人的本质。其中，“时间”是感官世界的否定性，“思想”是对同一性的否定性，因而是更深奥的否定性；世界历史是这两种否定性的统一。“精神”的各种特殊形态不但要在时间上成为过去，并且要在思想的活动中被扬弃，但“精神”的自由本质和不朽就在于，一方面它否定自身直接存在的内容和现实性，另一方面它又通过否定自身而取得本质和更普遍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已经是“思辨的”真理了。总之，世界历史进程就是：“‘精神’为了要使自己成为客观的，并且使它的这种存在成为思想的对象，因此一方面它破坏了它的存在的确定形式，另一方面却对于它所包含的普遍的东西获得了一种理解，而且因此给了它固有的原则一个新的决定。这样一来民族精神实体的特性被改变了，就是说，它的原则已经变成了另一个更高的原则。”⑥黑格尔指出：“要想了解历史和理解历史，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取得并认识这种过渡里所包含的思想。……这是‘历史’的哲学理解的灵魂——也就是最优越的一点。”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