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860(2009)04-0029-06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英文版于1959年出版时，杜威已经去世七年之久。除了接触到的文本有局限性以外，杜威对马克思的理解始终受到社会生活的限制，比如他总是将马克思的思想和苏联官方的意识形态甚至美国共产党的宣传纲领混为一谈。因此，当他谈到自己对于马克思不甚了解时，[1](P120)人们很难认为这是他的谦辞。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将马克思和杜威彼此孤立起来的理由。正如杰姆斯·卡姆贝尔所说，“如果我们打算将杜威著作中那些有价值的洞见整合到我们的生活之中的话，我们就需要把他的思想整合到我们对于其他大思想家——包括马克思——的理解之中”[1](PP141-142)。当然，我们似乎更应当说，今天中国学界之理解马克思，也断不能割裂对其他大思想家包括杜威的理解。尤其对于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而言，在人们热衷于从“实践”角度讨论马克思哲学的时候，厘清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与杜威的“经验”概念之间的共通之处与根本差别，是避免将马克思实用主义化而必须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在杜威那里，实用主义被理解为使欧洲哲学思想重新与美国环境相适应的尝试。但对于杜威而言，欧洲哲学的遗产又是有待改造的，因为随着现实生活的变迁，人们遇到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他们原有的一些困惑现已不复存在，以前的某些问题虽然可能还没有获得解决，但已不再迫切需要了。经历了笛卡尔以来的主体性哲学洗礼的19世纪末欧美思想界，面临的最主要的哲学事件就是经验主义与其形形色色的对立面的论争。这些思想表面看来大相径庭、风貌迥异，然而在杜威看来，它们却共同享有同一个出发点：经验。于是，“经验”就成为杜威改造旧哲学的起点。 杜威将经验的“正统观点”归纳为五条：第一，经验主要与认识相关；第二，经验具有主观性；第三，经验仅与过去相联系；第四，经验与联系和连续性无关；第五，经验与思想和推论无涉。杜威反对全部上述教条。在杜威看来，经验并不是一个认识论概念，因为经验与生物与其物质的和社会的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相关，在这种关系范畴中得以界定的经验无法是一个纯然的主观事件，恰好相反，经验揭示了一个“真正客观的世界”，“这个世界进入人们的活动和忍受之中，并通过人们的反应而被修改”[2](P64)。于是，这个世界不可能是一个静态的对象，因而不可能不内在地包含与未来的联系。同时，连续性和联系被杜威视为经验的基本品格。在连续性的经验中，反思和推论不再如古典经验主义者们所认为的那样，是“无效”的了。 如此这般的经验概念显然旨在彻底颠覆那种在“感性知觉”意义上理解经验的传统观念。经验不再是主观显现的观念的集合，而是一个行动的空间，作为这种空间的经验到达自然的内部，因而具有深度；同时，由于它扩张到一个无限伸缩性的范围，因而也具有广度。这样，近代欧洲哲学传统内在的主观－客观二元论，或（按传统的经验主义的讲法）经验－自然二元论，就在这种新的经验概念面前被突破了。杜威颇为重视这一突破。在被视为系统表述了杜威实用主义思想的《经验与自然》中，杜威在开篇就说：“本书题名为‘经验与自然’，就是想表明这里所提出的哲学或者可以称为经验的自然主义，或者可以称为自然主义的经验论；如果把‘经验’按照它平常的含义来用，那么也可以称为自然主义的人文主义。”[3](P1) “自然主义的人文主义”一词让人立刻联想起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谈论共产主义的那段话：“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4](P297) 如果说杜威的“自然主义的人文主义”奠基于重新定义了的经验概念，那么马克思关于“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与“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的观念则奠基于实践概念。 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是在什么意义上讨论的呢？马克思的下面一段话将为我们揭示答案：“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4](P306)在这里，马克思显然是在“现实生活”的意义上谈论实践的。而在杜威那里，经验也是与生活和历史同一层次的概念。生活或现实生活并不是仅由对象所构成，更重要的因素在于将对象纳入生活之中的行动。正如杜威所言，“好像它（指经验——引者注）的同类语‘生活’和‘历史’一样，它不仅包括人们做些什么和遭遇什么，他们追求什么，爱些什么，相信和坚持什么，而且也包括人们是怎样活动和怎样受到反响的，他们怎样操作和遭遇，他们怎样渴望和享受，以及他们观看、信仰和想象的方式——简言之，能经验的过程”[3](P8)。这里不仅谈到生活和历史，更谈到行动以及过程（说到底还是行动的过程）。而马克思也说：“但是，因为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4](P310)可见，无论是杜威还是马克思，都不是抽象地谈论生活和历史，而是都将行动视为生活与历史之构建的基本因素。行动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产生了现实生活的活动对象如产品，更在于行动本身就是生活与历史的本质要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