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价值理性概念释义 一般而言，价值与德性相联，指向求善的过程；理性与智慧相联，指向求真的过程。而当价值与理性交融凝合成价值理性时，便生成新质并获得独立而完整的意义。笔者认为，价值理性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精神力量，是在理性认知的基础上对自身生活目的和生存意义的自觉体认、追求和践行。也就是说，对于价值理性而言，德性和智慧是其不可或缺的两个基本方面：正是因为拥有了德性，价值理性的智慧探索到的才是“意义的世界”，缺少德性支撑的价值理性将失去人性的光辉；正是因为拥有了智慧，价值理性的德性把握到的才是“自为的世界”，缺少智慧之光的价值理性面临的是漆黑一团的“自在的世界”。总之，价值理性在智慧和德性的双重观照下，达到了价值与理性的圆融无碍，获得一种既合乎逻辑又合乎道德的价值意蕴。 价值理性一词最早出现在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著作中。韦伯把哲学上的理性概念改造成社会学的合理性概念，并把它区分为工具合理性（形式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实质合理性）两种。①在韦伯看来，价值理性是指“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韦伯，第56页）虽然韦伯天才地提出了价值理性这一重要概念，但其推重的却是工具理性。理性的工具化发展催生了价值评价的实证主义致思取向，对后世政治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自韦伯肇始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裂变，对西方政治哲学的存在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理性赢得了足够的自信，自然科学方法在政治学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政治学开始走向经验化、实证化、科学化。在科学主义的强大压力下，在政治学科学化的进程中，传统的以价值论著称的政治哲学因其远离实证而受到排挤和冷落，甚至有人惊呼“政治哲学死了”（冈内尔，第14页）。另一方面，价值评价的实证主义诱发了伦理表达的情感主义，追求欲望的满足、情感的愉悦，菲薄长远的、整体的、高尚的道德价值的消费主义文化逐渐成为社会流行文化。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所形成的为自由民主制度起支撑作用的新教伦理文化，早已化作一缕余烟渐行渐远。这样，高扬工具理性、贬抑价值理性的政治科学和推崇情感价值、贬斥道德价值的消费主义流行文化交相辉映，形成了一幅肤浅浮华、光怪陆离、纸醉金迷的犬儒主义游戏画卷。 面对政治科学主义的现代困境，面对消费主义流行文化的现实困惑，许多思想家开始认真反思和检讨政治科学的伦理基础，开始严肃地讨论价值理性在政治生活中的应有地位和作用。施特劳斯认为，对政治现象的研究应该是价值评价性的，而不应该是价值中立的；以价值判断为特色的政治哲学研究方法是政治现象研究的根本方法。（施特劳斯等编，第1100页）在罗尔斯的政治哲学中，体现价值理性的政治正义不仅被看作是最基本的核心理念，而且也被看作是政治哲学的全部主题。（参见罗尔斯，第1页）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中，正义论是建立在理性的(reasonable)的基础上的，“无知之幕”迫使理性人(reasonable person)做出理性选择(reasonable choice)，利用决策科学之“最大最小值原则”成为合理性的选择(rational choice)。在其《政治自由主义》中，正义论建立在理性(reasonable)与合理性的(rational)共同作用的基础之上；这样，重叠共识就不再是先验强加的，而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顾肃，第340页）也就是说，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建立在带有经验理性特征的民主宪政社会的公共文化传统之上，其正义论更具现实可行性。在哈贝马斯看来，要走出现代性悖论，就必须重建理性，通过既非本体论、亦非认识论的普遍语用学重构理性，以交往理性作为交往行为的价值合理性之根据，将交往行为有效性的要求和规范原则当作社会批判理论的理性基础，藉此完成其以社会批判理论著称的政治哲学建构。（参见郑召利，第28页）在麦金太尔看来，无论是罗尔斯所秉持的社会伦理基础，还是哈贝马斯所力倡的交往理性，都是近代以降西方现代性道德知识论所孜孜以求的普遍主义理路；当这种普遍主义的规范伦理失却人类内在美德资源的支撑时，规范伦理的迷恋就会蜕变为一种纯规则主义的、甚至是律法主义的现代性偏执，成为缺乏内在价值动力和人格基础的纯“概念图式”，而非真实有效的道德价值资源。为此，麦金太尔主张从文化多元论和具有新历史主义的传统美德伦理，更确切地说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美德伦理传统中，寻找“现代道德言谈”所浸淫既久的抽象普遍理性主义迷妄的解毒剂（万俊人，第59-60页），并由此建构起其独特的德性论政治哲学。 西方传统政治哲学要么将价值理性诠释为外在并凌驾于人之上的某种抽象的实体，要么将其解读为生命情感主义的感性直观，其共同缺陷就是缺乏历史哲学的视野和人类性的整体关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的最突出特色，则是将价值理性根植于现实的实践中，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追寻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这样，价值理性就不再是普遍性的、抽象性的、形而上学的终极关怀，而是生活世界的现实关怀；不再是孤立的感性个体的生存体验，而是社会化历史中人的生存实践活动的历史性建构；不再是个体生命的自我理解与诠释，而是立足于人类视野，关注人类整体的生存状况。从而，价值理性就既克服了本体论阶段的无主体的价值盲目性，又扬弃了认识论阶段的价值中立性，实现了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价值理性作为源自人的实践活动的自我否定、自我超越、自我创造精神，以智慧之理性回答人类政治生活“是怎样”的认识论问题，解决政治生活的真理问题；以德性之价值回答人类政治生活“应怎样”的价值论问题，解决人类政治生活的价值问题；以智慧和德性的双重观照，回答人类政治生活“要怎样”的实践论问题，解决人类政治生活的真理和价值的统一问题。可以这样讲，马克思主义将实践引入政治哲学之中，从根本上改变了诉求先验本体的价值理性之倾向，还原了价值理性实践本体的原初面目，开创了政治哲学实践之范式研究的先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