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023(2009)03-0071-07 哲学总是离不开作为“第一哲学”的本体论(ontology)，即使是逻辑实证主义的“拒斥”，或者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其“拒斥”或“解构”为了坚持理论的彻底性，也不得不蕴涵一个它自身的“本体论承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进程中也伴随着本体论问题的反思和争论。1978年以前的国内学界，学者们虽然缺乏对本体论问题的明确意识，但实际上是信奉物质本体论的，因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是超越其它一切哲学问题的根本原则。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哲学的自我反思和批判中，一个主要发展趋势就是越来越多的学者转向从实践的角度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是否使用“实践本体论”这一提法，以“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至今已成主流之势。不过，老观点并没有完全消沉。2008年《东岳论丛》刊发了孙亮先生与何中华先生的争鸣文章[1][2]，代表了两种观点的再次碰撞。 尽管，二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怎样的“本体”的问题上彼此对立，但是坚持物质本体论的孙先生也承认“实践是‘感性世界’的基础”，“是唯物史观的基础或者说是本体”；坚持实践本体论的何先生也肯定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物质本原性作为“时间在先意义上的发生学关系”是可以成立的。也就是说，二位都肯定了人的任何实践都依赖于先在的物质条件，而人的存在只能通过实践而非物质本身来说明，二人分歧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和这一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关系。由此可以发现，二位的分歧不在于事实认知而在于对“本体论”本身的理解差异。 最初的哲学形态还只能称为宇宙论。就在对“最高存在(世界本原)是什么”的反复辩难的过程中，哲学家们发现，这个“是”后面所接的“什么”总是可以被推翻的，唯有这个抽象空洞的“是”本身才是绝对必然的，不可推翻的。由巴门尼德发端，经柏拉图，至亚里士多德才正式建立起以系词“是”为灵魂的关于第一存在(是)的哲学学说——本体论，与宇宙论不同，前者不是要从万物产生的角度说明世界的始基，而是要从最抽象的层次说明世界统一性的根本原则，说明世界存在与生成的普遍依据。本体论哲学家已经意识到建立事物的规定性离不开语言和思维，已经努力在思维与存在的统一(而不是把一个还原为另一个)中，来寻求这种原则和依据了。 孙先生在文章开头对“本体论”做了一番词源学追溯，确认本体论大约包含“最普遍、最抽象”、“最广泛”、“最高”几种内涵，然后提出“实践只是一种活动，只能是分有‘是’”。可就是在这里，表明了他对本体论的误解，因为以物质的先在性、本原性作为物质本体论的依据，恰恰是类似于宇宙论的思维方式。试问，纯粹的物质本身如何能确立自身在本体上的规定性呢？因为，直接现实的物质只是特殊、个别的存在，作为整体的一般的“物质”已经是意识抽象的产物了。甚至，纯粹物质连自身的规定性也无法确立，因为“物”之作为“物”规定下来就已经存在于人的意识和语言中了。例如，绝对孤立的一块石头究竟是什么？与其“是”石头，还不如“是”碳酸钙的聚合体来得更“科学”，与其“是”碳酸钙的聚合体，还不如“是”质子、中子和电子的聚合体，然后，质子、中子、电子又有待于说明，有待于去是别的东西……对“是”的科学式追问必然陷于无穷倒退。又如，既然人的一步距离是一只蚂蚁的漫漫长路，那么一米究竟“是”多长？这些恰恰表明，自在之物本身是无所谓“是”的，一切“是”都是“人对物的活动作用和人与物的对象性关系”[3]。离开这种关系，事物最终只能是不可言说的“存在”——在者在，仅此而已——而“存在”之上的一切内容都是由意识和语言建构的。当然，意识和语言又因实践而成为可能。也就是说，人类的主观性是人绝对无法摆脱的视域，基于此，实践恰恰具有反思性的逻辑优先性。正是因为实践，客观世界的实在性和人的主观性才得到了证明，世界的统一的规定性才得以说明，当然只能在世界与人互为对象故而一体化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这一点。正是实践，作为物质和意识的中介，沟通并包容两端，显现出物质和意识因素是怎样在一个个现实情境中对立、融合并相互转化的，从而建立起世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性，敞开向未来世界开放的可能性。所以，在近代理性主义绝对真理观破灭之后，只有实践，而不是物质，才可能构成哲学中的本体。 孙先生坚持物质本体论的理由是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的是“世界、社会和人的普遍本质和普遍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而不仅是关于人类实践的唯物史观。那么，一种世界的统一性如果包含了主观性和意义的成分，它就不是完全科学的；既然意识再主观也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从物质出发即使不能完全说明世界，也是“科学世界观”的基本要求。对此，笔者前面的解释已做了部分回答，还需要补充说明的问题有二：一，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究竟如何，哲学能否完全被科学世界观所取代？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究竟如何，它能否等同于科学世界观？ 在科学发展起来之后，哲学是否该让位于科学？在一些科学主义者看来，似乎就应当如此，可是他们却忽略了，科学的原初前提恰恰是它自身的思维盲点。在欧氏几何中，两点确定一条直线是绝对的公理，欧氏几何再不能说明它的理由；在经济学中，经济人、理性人假设和资源稀缺假设是绝对自明的前提，对于不符合这假设的现实状况，经济学只好宣布不属于自己的研究范围。根据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在内的形式系统中，都存在一个命题，它在这个系统中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否定，而且该形式系统也不能证明它自身的无矛盾性。这意味着任何形式化的逻辑系统都是有限的，它依赖于不能被自身证明的前提，因为，若要证明这个前提，就还要证明此前提的前提，从而必然导致无穷倒退。也就是说，科学并非不可批判的绝对真理，实际上许多科学上的重大突破正是以对原有前提的否定实现的。哲学不同于科学之处，正是对自明性、无前提性的追求。正是这个在逻辑上看似自相矛盾的任务，诱惑着哲学成为一种最善于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人类智慧，勇于质问一切既定思想前提的合法性，揭露一切科学知识的条件性、局限性。科学要追求现象之下的本质规律之根，但这根本身却是无根的，它的根只有靠哲学批判历史性的建构和解构。我们相信某种科学，只是因为我们历史性的预设了某个关于意义和价值的前提。而实践的本体性正是因为，实践就是意义标准和前提选择的自我确证，它以前的逻辑方式使一切前提获得了现象学的证明。绝对的自明性、无前提性固然是理性的虚妄，但是实践以其能动性、可错性显示了向着未来无限开放的可能性，以独特的方式解决了科学的“阿基里斯之踵”，显示了科学之“用”所不能及的意义之“体”。 如此，说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而具有科学性，亦不足为奇。不过，这也不足以使我们得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科学(世界观)”的结论。因为这个等号一旦成立，马克思主义在获得科学的逻辑性、确定性的同时也就受制于科学的局限性，丧失了超越逻辑、批判前提的自由。而且，一旦马克思主义加冕为科学的最高总结、世界的最高真理，就必然会自我封闭起来，而实际上即使正确的理论也并不总能带来正确的实践。在绝对尊崇“唯物主义”的年代里，人们照样可以进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唯意志主义实践，因为这并不反对唯物主义，而只是“表明”了“意识能动的反作用”，“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的具体化、理论与实际的关联是“科学世界观”的思维盲点，它必须由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来揭露和批判。所以，孙先生用自然主义、科学主义的理由坚持物质本体论，是不尽合理的，因为它会堵塞哲学反思和批判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