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26(2009)05-0044-08 当代学术界具有从理论风格、思维特征方面阐释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倾向。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大多数情况下被指认为现代性理论遭到批判。当然，也有人认为马克思至少开始了后现代转向，在后现代的语境中为马克思进行温和的辩护。如何理解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基本特征，它是否能够方便地放置到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争论框架中进行定位，这一问题至关重要。在我看来，马克思理论的主题是资本现代性批判，作为一种批判理论体系它具有方法论的总体性、价值立场的阶级性、理论批判的实践性和批判态度的辩证性等基本特征。这些特征使其不仅同现代主义理论而且同后现代主义理论区别开来。马克思批判理论的生命力和局限性，蕴含在双重对比视角呈现出来的特殊差异之中，不应该以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脸谱化地判定马克思批判理论的特征、性质和意义，不论是哪一种简单的归并都可能淹没其特殊价值。 在后现代主义看来，总体性是现代主义理论宏大叙事的内在特征，体现了人作为现代主体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没有边界的膨胀和“僭越”。依赖形而上学目的论预设和虚假承诺，现代性理论以某种绝对的原则为叙事基础建构体系，在哲学上往往表现为还原主义、本质主义、抽象主义和普遍主义等等。解构现代总体性叙事成为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旗帜。一般来说，后现代主义小心避开绝对价值、坚实的认识论基础、总体政治眼光、关于历史的宏大理论和“封闭的”概念体系。它是怀疑论的、开放的、相对主义的和多元论的，赞美分裂而不是协调、破碎而不是整体、异质而不是单一，它把自我看作是多面的、流动的、临时的和没有任何实质性整一的。[1](P1)后现代对现代性叙事的批判不仅是理论的，而且是实践的。一些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认为，现代总体性叙事是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思想根源，导致了现代社会实践中的灾难，如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法西斯主义、斯大林的清洗、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等等。在他们看来，马克思理论不仅是现代性理论的继承者而且是其最为极端的形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实践，总体性的人类解放诉求立足于人性至善的虚假承诺，导致了以暴力和强权实施“排他主义”的政治试验，是现代主义严重后果的表征之一。 毫无疑问，从多个方面来看，马克思的批判理论都具有显著的总体性特征：首先，其社会形态理论以总体性的历史意识为基础。通过生产方式概念在历史总体中区分出作为阶段的“时代”，每个时代本身又构成总体，构成社会形态，从而体现了连续与间断相统一的总体性历史意识。其次，在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中，资本被阐释为现代的根本规定，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资本原则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的全面贯穿，通过“时空紧缩”完成存在的总体化，使现代成为总体性的“世界历史时代”。再次，马克思的批判理论揭示了现代的总体原则和运动趋势，而不是批判现代社会之某一方面，其理论具有突破学科分化界限的宏大总体性特征。最后，资本统治是一种全球统治，资本现代性的超越需要越出国家边界的总体革命，这种总体性道路实现的无产阶级解放代表着人类的总体性解放，而不是阶级的部分解放，是人类存在方式的总体性变迁，而不是某一局部领域的修正。 马克思批判理论的总体性特征体现了内在一贯的思想逻辑，也体现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统一性，应该说是当代学科化了的理论研究和破碎化了的思想难以企及的。这种总体性叙事并非立足于形而上学的抽象总体性，也不必然导致实践上的专制主义和排他主义。存在复杂的关系需要辨析，这里只是原则性地涉及。 马克思批判理论的总体性特征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抽象的同一性思维，甚至也不能等同于黑格尔概念思辨联系中的总体性。马克思强调在历史实践、社会关系的总体联系中理解具体、特殊、差异的性质和意义，只有在社会历史的联系和发展总体中才能真正把握具体、特殊和差异，历史和社会的总体并没有被看成静止的事态。这种总体性思维能避免将“个体”、“特殊”、“差异”、“多元”提升为绝对，避免陷入“特殊”的暴政和排他主义。真正说来，现实的暴政往往来源于个体意志的总体化扩大，一种“伪总体性”。批判抽象的总体性，捍卫差异、多元、特殊、具体等等，不应该抽象地排斥总体性叙事本身，具体事物之具体性只有在历史的总体中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现代的各种存在物的存在规定和存在形式只有在现代的总体原则中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 准确地把握历史发展的趋势和内在原则需要高度的抽象能力和总体性的思维方式，一种高屋建瓴的理论气魄。放弃了总体性的方法，在单纯的具体中根本不可能形成合理的时代概念和历史概念。真正说来，现实中资本原则对人类存在的“同一化强制”和“总体化”的抽象过程，才是基本的存在论事实。在资本全球一体化的时代趋势和现实中，对这个时代的总体把握和总体批判是一种存在论上的基本需求，在一个总体化的时代不可能放弃对时代的总体性把握。正如伊格尔顿指出的那样：“不寻求总体性正是不正视资本主义的代码”。[1](P16)总体性是把握历史，尤其是把握现代的根本方法论原则。人们可以从任何一个方面、从任何一个学科理解现代性，阐释现代特征，但这些方面如何贯穿为一个整体，现代最一般的规定是什么？马克思抓住资本原则就抓住了现代的根本，不论对现代历史方位的把握，对现代存在状况的批判，还是对超越现代之道路的探索均是如此。 其实，总体性思维作为人类思维的一种方式，并不必然与具体性、差异性、宽容、多元等构成对立。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并不否定具体性和差异性，将马克思批判理论的总体性同形而上学思维等同起来，将总体性理论同政治上的专制主义等同起来批判：第一，是将总体性当成了抽象的同一性与具体性对立。实际上，抽象的总体性可能导致绝对主义和排他主义，而在抽象的具体中，这种趋势不是变小了，而是增加了。因为具体性也会陷入抽象，脱离总体的绝对具体本身就是抽象。第二，是一种观念主义，没有看到思维方式和理论特征同存在历史的联系，好像总体性思维根源于内在的意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现代世界总体化的内在动力，只有到了现代这样一个世界历史时代，总体的时代概念和历史概念才是现实的、具体的。第三，是将实践中的问题非反思地追溯到理论，将专制主义和集权主义与观念直接地对应起来，看不到具体历史中的偶然性、特殊性因素，看不到思想与实践之间多元的复杂中介过程，把实践简单还原到思想，这是一种“观念论”立场。最后，是启蒙开启的主体性诉求在当代现实中破灭，引发了对人类理性认识和自我创造能力的质疑，多少体现出一种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的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