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1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60X(2009)03-0022-06 “实践”范畴在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是一个异常醒目和突出的概念。在“实践”是“最根本的根基”、“最基本的标准”、“最根本的归宿”等众多命题中，聚合成一种不折不扣的“实践”崇拜。被崇拜的“实践”中凝聚着一切本根的、原始的、自我纠偏性的力量和关系。真理的检验，暂且无法解决的问题尔后的解决，国家的强盛，社会的发展，及其所需的动力和程序，都可以在“实践”中直接获得或逐渐孕育。一切无法解决的理论问题，都被设想交给“实践”来解决；一切无法奠基的东西，都可以“实践”为根基，甚至一切目的、方向、意义，也都可以在“实践”中被发现、确定和完善。“实践”成了万能之筐，可以盛装一切；“实践”成了万能钥匙，可以打开一切难题的命门；“实践”也成了万能的基石，可以为所有缺乏根基的东西奠定基础。一切东西都可以在这个万能之筐中运作一番后解决自己的问题，完善和弥补自己的不足。古典的与现代的，中国的与西方的，经济学与哲学及伦理学的，学理的与日常生活的等等，一切在众多维度上差异的棱角都被这个概念磨平，被圆滑而浑然一体的“实践”统一起来。 进一步地说，“实践”与“生产劳动”概念的交叉与混同，从“实践”崇拜走向“生产劳动”崇拜，从“实践”的解释被“制作”范式蚕食：被“理论-实践”的简单二分法粗暴践踏：被传统主体性解释模式整体承包；被实践世界与科学世界、历史世界的统一化近代工程嵌入内心之后，“实践”就成了一个凝聚和包含着一切质素、自然也蕴含着众多问题、并亟待解开的“症结”。这样的“实践”非但不能崇拜，反而非常值得质疑、反思和澄清，因为其中蕴含的问题实在太多了。正像研究中国现代哲学的樊志辉教授所说的，实践的自明性、自我神圣化“是20世纪思想中人类自我神圣化的最大的事件……当代中国哲学今后的发展取向取决于我们是否可以完成对实践的去魅化而走入后实践哲学的时代。”[1] 反思“实践”，首先面对的就是“劳动”与“实践”的区别。 阿伦特强调“劳动”(labour)与“制作”(work)及“行动”(action)的区别，凸显近代以来“劳动”与“制作”日益融合并取代最为复杂的“行动”领域，并把“制作”视为解释一切人类活动的隐喻，由此会给对实践的理解带来一系列问题。哈贝马斯强调“劳动”(Arbeit)与“主体际行动”(Interaktion，或译“相互作用”/“互动”)的区别①，借以凸显建立在传统主客体模式根基上的、以人与外物的关系为中心的“劳动”范式对主体际交往活动的忽略，及对“劳动”范式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必要和迫切。而弗里德里希·康巴特(Friedrich Kambartel)强调“劳动”(Arbeit)与“实践”(Praxis)的区别，认为不同于经济劳动的活动，除了为自己进行的活动(如刷牙)、公共集体活动、私人的活动(如为朋友做的活动)之外，还有一种他称之为“形式实践”(Formale Praxis)的活动：在一个社会中很有意义的、不能以社会分工方式加以组织的、为了人们更有尊严的生活而进行的、单个人通常无法实施的活动，如参政活动、教育等。这种活动标识出了另一个与经济对立的实践世界[2]。也就是说，“实践世界”有许多“劳动世界”达不到、立足不起来的东西存在，它们各自的成立依据、作用方式、价值趋向都不相同。克罗齐直接把“实践”分为两类：经济的和道德的。并认为两者无法截然分开，“经济形式可离开伦理形式而存在，但伦理形式却不能离开经济形式而存在。”[3]我们的行为要超越个体、偶然、特殊、暂时，而走向他人、普遍、永恒，就必得涉及道德维度。以乌利希·贝克(Ulrich Beck)为主要代表的“第二现代化”理论和法国思想家André Gorz等都在宣称“劳动社会”的终结，并把以“劳动”及与之对立的以“资本”为根基的社会看作是现代化社会第一阶段的特征；而随着当代社会日益进入第二现代化阶段，也就是风险社会的日益凸显，“劳动”的地位不断下降②。可以推断得出，在风险社会中思考“实践”问题再以“劳动”为根基，把“实践”主要说成一种“劳动”，认为“实践”是必然的、确定的、肯定是积极和富有意义的，那不折不扣正是与“第一现代化”相适应的简单和落后的表现。实际上，在一些领域，“劳动”已明显过剩，在这些领域，它不但严重威胁自然本身生产物质财富的“生产力”，更明显威胁人不能大规模生产的空气、水、臭氧层等自然源。不仅如此，更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劳动所主要依赖的“技术”和“制度”，都具有明显的风险性特征，一旦发作，其破坏力巨大：金融海啸的破坏力已众所周知，而核技术能力都足可以把人类消灭好几次。在这样的意义上，“劳动”与“实践”的非确定性、可能性维度就非常值得“实践”思维关注了。 其次，需要关注实践世界的科学化及其后果。 法兰克福学派对统治性“实践”(及哈贝马斯所谓的“劳动”)和交换社会的“同一性”逻辑的批判，提出本以统治自然为目标的现代“实践”必然把统治对象从自然延伸到人，而对人的统治的主要表现就是“同一性”逻辑在各个领域的不断扩张，使之君临于所有的社会领域和社会主体，无一例外，无以幸免。在《经验及其模式》一书中，奥克肖特干脆提出，第一，实践经验世界截然不同于科学世界和历史世界，不能随意宣称一种经验世界拥有对整个经验领域的统治权。他对多数人认可的下述观点予以反驳和批评：“实践经验世界实际上是经验绝对符合条件的东西；思维的特征是为了行动。的确，人们通常认为历史学和科学仅仅附属于实践的经验模式；而历史学和科学也被理解和解释为实践世界的不同部分……在我们所有的经验世界当中，实践世界是我们最为熟悉的世界，实践态度是我们最为稳定的情绪。除非我们有意走出这一世界，否则我们正是在这一世界中度过自己的一生。”[4]第二，实践世界虽然其特征之一就是连贯性，但“实践”作为从当下现实世界向尚未实现的某种价值世界努力的行动，由于尚未实现的价值世界的多样性和非同一性，“实践”涵盖的范围和领域实际上非常之广。仅仅在世俗的范围内理解“实践”，否认那些蔑视世俗价值的人所努力追求的活动，那正是一种鉴赏力有限和能力欠缺造成的偏见，是视界低下与欠缺的表现。有鉴于此，复兴古典视界，纠正过于世俗和低下的近现代视界，就成了不少学人愈来愈强烈的主张。 其实，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最需重视的是布迪厄的意见。他强调人类学意义上的“实践”，强调不能仅在近现代的意义上把“实践”理解为具有普遍性、一般性和必然性的活动，而要把与这些维度不同甚至相反的方面——如不确定性、模糊性、复杂性和与某种具体文化密不可分的特性等——考虑进来，即要把“农事仪式、烹饪、妇女活动、生命周期阶段、一天的各个时辰，等等”都看作是“不同的实践领域”，以超越现代偏见更为真实地理解实践的逻辑。他的意思是，理解“实践”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改变所有业已获得的行为倾向，尤其意味着要牺牲通常于思考、逻辑和理论这类被用来抵制‘普通’思维方式的‘高尚’活动相关的一切”，也就是要弃置惯常所用的理论模型，反思和检查“思考实践的方式与逻辑”[5](P15、17)。 实际上，我们的“实践”思维模式中具有一些被我们视之为确定不移的当然性前提，诸如建立在活动必然性和普遍性基础上的行动结果的可预见性、诸多过程的可逆性以及行动者的可知性；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二分法；近代以来逐渐作为思维定势被我们接受下来的实践世界与科学世界的统一化；以及“实践”的主体性解释模式等等。这些当然性前提也就基本上喻示了所谓“科学的”实践理论所主张的“实践的逻辑”，或者，“实践的逻辑”正是在这些前提的基础上被演绎和分析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