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来，文本研究逐渐成为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总体格局中一个重要的领域和独特的路向。但过去我们对马克思著述进行研究的目的主要是为哲学原理教科书的观点、命题和体系做说明和论证，一般多选择一些表述明确、便于概括的篇章和段落，而很少从版本考证、概念辨析、思想梳理等角度，对完整的文本个案进行详细而完整的研究，更不用说对马克思卷帙浩繁的著述进行甄别和内涵复杂的专题思想予以清理了。现在文本研究的凸现可以说就是为了矫正和扭转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的这些偏差而进行的努力。 理解世界的“哲学方式”的超越 按照传统的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过程，究其实，马克思最终既超越了唯心主义，也超越了唯物主义。在其一系列著述中，他对这两种理解世界的“哲学方式”进行了公正而深刻的分析和批判，从“类型”的角度进行了归纳和划分，并中肯地指出其症结：唯物主义体系中的“纯粹唯物主义”坚持客体至上原则，特点是“敌视人”；而“直观唯物主义”坚持自然至上原则，关注的只是人的自然性、生物性，因而只能是一种“抽象的人”；唯心主义体系中的客观唯心主义坚持观念至上原则，追求绝对化了的“理念”或“自在之物”；而主观唯心主义则坚持自我至上原则，追求的是个体的“自我意识”。无论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都是力图从“终极存在”、“初始本原”中去理解和把握事物的本性，以及人的本质和行为依据，以建立关于世界的本原、本质的理论体系为目标，以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特征，实际上都是“思辨形而上学”，即关于超验存在之本性的理论。而马克思既不是从观念、精神、自我出发，也不是单纯从客体、自然、物质出发，而是从它们之间关系的现实表现和变化发展出发，从实践出发。因为实践不是凝固的点，不是僵化的实体，而是一种关系、一种过程、一种活动。实践是人的世界或现存世界存在的根据和基础；同时人又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使世界成为一个更大规模、更多层次的开放体系。这是对僵持于本原问题上抽象的还原论思维方式的根本转换。 一种新的“世界观”的阐释 与上述把握世界的“哲学方式”的转向有关，马克思对“世界”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在一般唯物主义的通常理解中，世界更多地被视为一种实体性的存在，甚至等同于“物质”或“自然”，并且认定“物质、自然界或存在，是意识以外、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的客观现实”。这种观点意味着，这一“世界”是人之外的一种存在，是人观照和讨论的对象，而不是人参与、人创造、人构建、人占有和人赋予其价值和意义的过程和图景。很显然，这样的“世界”体系淡化了“人”的主体地位和人对自然、社会的实践改造，是一个失落了人的主体性和实践能动性的体系。然而，存在相对于主体而言是先在的、外在可感的物理世界，也存在内在于主体、不可直观的精神世界，还有由人类精神财富及其载体所构成的客观的精神世界；而且人是以自己为视角来观察和思考世界的。而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不仅是人类自身创造性劳动不断展开、不断凝结和不断巩固的生生不息的历史过程，而且是一个多层次、多向度和多样态的统一体。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世界观绝对不同于一般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而是一种“新世界观”，它的逻辑基石是对象化劳动、是实践。所以这一世界观不以抽象的哲学“物质”或“自然”范畴为逻辑基础，也不以抽象的“主体”、“自我”和精神为逻辑基础，而是以现实的具体的“劳动”概念为逻辑基础，并视劳动、实践是解开自然之谜、社会历史之谜、人之谜的钥匙。这样，马克思哲学便把哲学的聚焦点从整个世界转向现存世界，从宇宙本体和观念本体转向人类世界，从而使哲学探究的对象和主题发生了根本转换。 社会、历史的全新把握 社会和历史是马克思倾力研究的最重要的两个领域。马克思所理解的社会和历史既不是充满神秘色彩无可把握的存在，也不是可以任意幻想和虚构的王国。“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6-6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社会的情况是这样，那么由不同形态的社会更替而构成的历史呢？在马克思看来，历史也是可以确证和理解的，它也是有前提、有过程、有结局的，可以为后来者所把握的。同时，马克思对历史的这种理解不是回归到实证历史学的视界，而是体现了一种深刻的哲学蕴涵。在他看来，历史不只是纯粹自然年代的更迭和过去事件的罗列，也不是纯粹的观念史、思想史和哲学史，而是体现世界发展重大趋向和人类追求的真实的社会运动，以及后人以自己的方式和理解对既往历程的一种梳理和解释；古代、近代和现代的分界线不是缘于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和偶然事件，而是后人对于时代“进步”的一种价值评判；“近代人”、“现代人”之所以异于“古代人”，不只是由于他们分别生活在距今不同的岁月和国度，而是在“人之所以为人”的内涵、层次和境界等方面有着质的差别；“世界历史”的推进力量不是纯粹的“自我意识”、宇宙精神和自然秩序，而是“现实的人”所进行的生产活动与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 社会认识论和“历史阐释学”的探究 为了研究近代以来复杂的社会，马克思尝试提出诸多社会认识方式、方法，诸如“普照光方法”、“从后思索方法”、“人体解剖方法”、“抽象—具体方法”等等。马克思注意到，“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同上书，第2卷，第24页)更进一步说，“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93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他还指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特别是由于“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同上)为此，他认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同上书，第99-100页)可以说，这些方式、方法是马克思哲学认识论中最重要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