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以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以总体性的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那么在恩斯特·布洛赫和瓦尔特·本雅明这里,革命实践却决定性地与弥赛亚①经验结合在一起,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演进出现的新特征:革命走向了宗教实践。布洛赫和本雅明都从人们的宗教生活中重新动员出了革命的力量,批判了马克思主义在第二国际时期的自发性理论和启蒙影响下的历史进步思想。他们认为,革命实践来自于弥赛亚冲动,历史唯物主义必须重新反思历史。只有这样,过去的潜能或记忆的碎片才能在历史的当下时间重新被点燃,成为革命—救赎的力量。尽管他们的思想倾向基本一致,但是布洛赫最终抛弃了卢卡奇式的总体性思想而走向了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的乌托邦”,这表现出了明显的乐观主义态度,而本雅明则悲观地处于他的弥赛亚的救赎和政治的矛盾中。 一、早期思想的亲缘性及其对弥赛亚的敏感 卢卡奇在1962年为他早期的著作《小说理论》写的新版序言中,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弥漫在中欧知识界的一种文化态度用“浪漫的反资本主义”②来标识。这种态度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现代工业资本主义造成的无灵魂世界的强烈憎恨,从而表达对完整无缺的过去时代的乡愁;二是与激进革命的左派伦理相结合。和前者回到过去去寻找避难所的渴望不同,后者以乌托邦的想象为武器,试图在过去发现与当下时间人的需要有关的、被遗忘的语义潜能。卢卡奇这里把布洛赫的《乌托邦精神》和《革命神学家托马斯·闵采尔》、本雅明的著作(主要是早期的《德国悲剧的起源》)和阿多诺的一些早期著作都算在这个阵营内了。③ “浪漫的反资本主义”标明了布洛赫与本雅明早期思想的亲缘性。但是,这里还远没有呈现他们思想的深层关联。拉宾巴赫(Anson Rabinbach)卓越的长文《在启蒙和天启之间:本雅明、布洛赫和现代犹太弥赛亚主义》则道出了布洛赫和本雅明思想中的最本质的东西,即“现代弥赛亚主义”。作者指出,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犹太人的自信和安全受到了一种“新犹太敏感性”的挑战。与过去康德、歌德和席勒等把犹太教与启蒙关联起来的“理性宗教”的解释不同,年轻的“1914年一代”的德国犹太人是一种现代犹太类型:激进、不妥协,有一种秘传的理智主义倾向,反对启蒙,倾心于启示,不论是革命的还是纯粹救赎,都以这种精神为特征。④因此,启示、灾难、乌托邦、悲观主义、弥赛亚主义捕获了一战前的一代犹太知识分子的思想。作为这一代犹太知识分子的布洛赫和本雅明,就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成长起来的。 不管是“浪漫的反资本主义”,还是“现代弥赛亚主义”,布洛赫和本雅明的激进思想都被第一次世界大战加强了。他们像其他知识分子一样把战争解释为西方文化的倒塌以及技术文明的胜利。战争给了拯救欧洲文化的观念以一种政治的形式。在1914年以后,布洛赫和本雅明的作品都尽力寻找一种世俗的或神学的哲学,以使弥赛亚冲动具体化。不过,这种救赎的思考在当时首先要做的就是批判新康德主义的认识论以及启蒙以来的科学主义。因为新康德主义的认识论(主要是马堡学派)否定了康德的“物自体”观念,严格在直接给定的感性直觉界限内思考知识的可能性,对任何越过这个界限去思考绝对的思想都横加指责。而且,从根本上看,这种认识论思想就是继续了启蒙以来的科学主义立场。 布洛赫把这种科学主义看成是“死者埋葬死的东西”。⑤因为,科学追求的世界排除了主体的体验和世界中的神秘的暗示、精神的因素,使现实进入预先设定好的图式、结构和规律中,这是一种窒息了的内在性,机械论的绝对“枉然”。而且,这种启蒙的遗产不仅在第二国际时期(比如布哈林)把马克思主义局限于实证主义化的思维模式中,就是在马克思本人那里也残存着。他的《乌托邦精神》批判马克思思想中的经济决定论,即认为马克思后期的著作由于迷恋生产而否定了每个梦想因素,否定了乌托邦想象。⑥本雅明在1918年写的《未来哲学纲要》中同样把新康德主义认识论作为批驳的靶子。因为这种认识论热衷于建立一套永恒的形式框架,而将短暂的、稍纵即逝的认识客体(经验)当成了低级的东西。本雅明要求重建经验,即他所说的“高级的经验”。虽然他并没有否定康德主义的经验的可能性,但是这种经验是不足的。他认为经验应当与超验关联起来,“所有经验都直接通过理念与上帝的概念相关”。⑦ 布洛赫放弃了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框架的优先性转而拥抱乌托邦想象,本雅明把经验与超验关联起来,明显是向超验问题的回归。这难道不是落入了康德之前的形而上学的窠臼了吗?并非如此。布洛赫把传统哲学(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甚至还有弗洛伊德)看成是封闭的体系,即“沉思哲学”(contemplative philosophy)。⑧存在、实体、本质等都是完成了的、固定下来的东西。柏拉图的“回忆”(anamnsis)就是把现在和未来还原到一个既定的基础。甚至弗洛伊德也没有超出这种寻找起源的思想形式。与此不同,布洛赫将“乌托邦精神”看成是人的“内在之路”,最终实现的乌托邦宇宙是人的“自我遭遇”(self-encounter)。人的超验的“窗户”是在现实生活中打开的。战胜资本主义和法西斯的邪恶,靠的是“记忆”(memory)唤起人自身的精神,这种精神与上帝相沟通。它是在现在发现过去没有实现的希望,使未来进入现在的视域。因此,布洛赫将他的乌托邦视域看成是“尚未”(Not-Yet),不是存在的东西,而是生成的、“尚未意识到”(Not-Yet-Conscious)和“尚未成为”(Not-Yet-Become)。这种“尚未”哲学担保了战胜邪恶的希望,因为现实不是封闭的,潜藏着的希望因素一旦遇到时机就将实现自身。这是形而上学的内在超越的转向,一种乌托邦的解释学:主体—客体的同一性预先存在于主体的经验中,以象征性的意图在世界中实现这种同一性。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