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有三个基本层面：(1)质料层，即奠定于现代科学成就之上的工业化以及技术化；(2)制度层，即市场经济、市民社会以及资本主义制度；(3)理念层，即从区域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普遍主义的传播。西方现当代话语则颠覆了这三个层面的层次结构，把物化逻辑看成是贯穿于整个现代性以及西方化的总体性，进而把虚无主义看成现代性和现时代的本质规定。但是，对于马克思而言，对三个层面的区分仍然是必要的，物化逻辑与虚无主义并非现代性的本质规定，而只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果，对资本主义的实践批判，同时就包含着对物化逻辑与虚无主义在实践与价值上的双重批判与克服。种种状况表明，对物化逻辑与虚无主义这一课题，展开马克思与西方现当代有关话语的批判性界分是十分必要的。 一 有关现代性三个层面的分析框架，有些类似于文化结构的传统分析模式，即它们看起来分属于质料层（器物层）、制度层以及理念层。不过，在由物化逻辑所主导的西方现代主流话语中，这一分层模式已逐渐模糊。首先，不仅市场化以及资本主义，而且，另两个层面都包含着制度化的要求，工业化时代是以人的制度化为前提的，其典型即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科层制，科层制在后工业以及信息时代更加巩固。至于从区域史向世界史的转变，则形成了一种带有巨大制度效应的全球化框架。理性化统领并渗透于现代性的各个层面。其次，三个层面都渗透着精神向度：第一个层面表现为科学理性与工具理性，后者当然是指物化的精神向度；第二个层面表现为个人主义、契约伦理以及法治精神；第三个层面直接地看乃是宗教世俗化以及普世化的伴随结果，在现代性的扩张过程中则逐渐表现为普遍主义。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即在西方现当代话语中，现代性物化逻辑实际上颠覆了从质料层到制度层再到理念层逐层递升的传统结构，在彰显出现代性的巨大张力与悖论的同时，催生出现代虚无主义。在西方现当代话语中，科学、技术以及工业绝不只是纯粹的质料，而是总体性，如哈贝马斯所说的意识形态，也如海德格尔所说的“座架”，不仅支配着科技与工业，也支配着整个社会交往、政治体系与文化活动，甚至支配了整个生活世界。物化逻辑直接延展为资本原则，进而在精神层面加剧了商品拜物教，在时空方面则表现为当下性以及全球化的不断强化，而全球化又必然体现为西方中心主义及其齐一化，表现为文化多样性与异质性的不断销蚀。 现代虚无主义始于19世纪下半叶，意志哲学与存在主义乃是现代虚无主义的哲学表征。19世纪80年代，尼采宣称，虚无主义已经站在了欧洲的门口。“整个西方不再具有机构从中长出、未来从中长出的那种本能，也许没有什么东西如此不合它的‘现代精神’了。人们得过且过，活得极其仓促，——活得极其不负责任；却美其名曰‘自由’”①。尼采的批判直指欧洲现代传统，指向诸如人性、基督教精神、民主政体、国家、科学以及理性等现代性要素。在尼采看来，整个欧洲的道德状况，已失去其高贵的传统，不再具有确立偶像的可能性，而是已经退化为“末人”、“贱民”及“放牧动物的道德”。因此，需要复活酒神精神，通过一种积极的、古典的、自我超越的虚无主义来拯救欧洲精神。但正如列奥·斯特劳斯所说，尼采“期望一种更为西方、更为严厉、更为可怕、更富有激情的可能性：来自权力意志否定自身的残酷的牺牲，上帝的牺牲，这为对石头、对愚蠢、对滞重、对命运以及对虚无的崇拜开辟了道路”②。尼采将物化逻辑贯穿于现代性诸层面，全面敞开了现代虚无主义。 在西方现代话语中，叔本华、尼采等在欲望层面展开物化逻辑并通向虚无主义，马克斯·韦伯则在理性层面达到了这一点。韦伯肯定了以科层制为典型的工具理性的合理性，并肯定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相关性，与此同时，他又引入价值理性，从而展开了对科层制及其禁欲主义的批判。在韦伯看来，禁欲主义其实助长了世界的物化，“自从禁欲主义着手塑造尘世并树立起它在尘世的理想起，物质产品对人类的生存就开始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控制力量”，在此，物化与作为科层制结局的“铁笼”同构，不仅抹煞了个性与创造性，而且，个人“根本不会再试图找什么理由为之辩护”，正所谓“专家没有灵魂”③。在韦伯那里，以理性化为前提的现代性以及资本主义终归无法避开万劫不复的命运，虚无主义是现代性以及资本主义制度全面推展的必然产物。 海德格尔显然是在存在论意义上揭示了物化与虚无主义的相通性。海德格尔在两个层面展开物化观，他一方面推崇自然主义的物化观，主张还原到一种“切近”的物本源思想（“物物化”），并展开其天地神人四根同一的物化观：“物化之际，物居留统一的四方，即大地与天空，诸神与终有一死者，让他们居留于它们的从自身而来统一的四重整体的纯一性中”④。另一方面，海德格尔认为，一旦切人现代境遇，物化便直接呈现为物化逻辑并具体表现为物役化。在海德格尔看来，作为现代根本现象的科学，尤其是机械技术，导致了世界的图像化，并“与现代形而上学之本质相同一”⑤。世界的图像化与人成为主体作为现代性的两个主题，本身就是物化逻辑的两个方面。因而，虚无主义也就绝不只有如在新康德主义那里可以摆脱的负面价值。在海德格尔看来，“尼采本人以形而上学的方式解说了西方历史的进程，并且把这种进程解说为虚无主义的兴起和展开”⑥。在海德格尔以及萨特那里，此在面对物化的世界，必然遭遇虚无，人的存在就是面向虚无的存在，存在与虚无是同一的，此同一通过西方历史具体呈现出来。因此，当人们流俗地理解尼采所谓虚无主义乃是最高价值的自行废黜时，海德格尔断定：“对尼采来说，虚无主义绝不只是一种堕落现象，毋宁说，虚无主义作为西方历史的基本过程同时并且首先是西方历史的法则。”⑦“虚无主义乃是欧洲历史的基本运动。这种基本运动表明这样一种思想深度，即，它的展开只还能引起世界灾难。虚无主义乃是被拉入现代之权力范围中的全球诸民族的世界历史性的运动。”⑧ 在西方现当代思想中，问题已不再是能否克服物化逻辑与虚无主义，而是是否能够直面已经彻底物化的价值观与世界观，即彻底的虚无主义。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断定尼采关于虚无主义的概念本身就是虚无主义概念之一种⑨，这也正是对现代虚无主义现象的直观描述。虚无主义，这个作为“所有客人中最陌生的客人”已经成了时代精神的“本质”特征。在福柯、德里达以及鲍德里亚等后现代思想家中，物化逻辑更为直接地通向虚无主义。比如，大略说来，福柯在阿尔都塞和拉康物化的意识形态思想基础上，通过谱系学方法揭示了生命个体如何被权力赋予了一种事实上臣服于他者的主体性，福柯强调的是身体、欲望与性，也是当代享乐主义与道德虚无主义的哲学表现。德里达则通过延异、踪迹以及缺席等范畴，消解了海德格尔有关语言与意义的同一化结构，破除了形而上学的最后在场，通向彻底的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至于鲍德里亚，则面向消费社会、虚拟技术以及大众文化时代，进一步推进了对虚无主义的理解。在鲍德里亚那里，由于物化活动被拟象、仿真以及象征交换所代替，先前那种表现为“表象消失”的虚无主义，已变成一种既非美学也非政治学意义上的“透明的虚无主义”，是为意义荒漠化所无限诱惑的虚无主义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