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9)03-0037-06 在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中，哲学对话可分为两个论域：一是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对话，二是分别在中哲、西哲、马哲论域之中进行的对话。在后一种意义上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域的哲学对话，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 哲学对话已成为当代中国哲学建构的基本路径。从学科定位看，中国哲学是指中国古代形成并演进至今的哲学系统，是中国本土的哲学思想及其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流行的背景下，中国哲学之前加上“当代”一词，含义则另有所指。正如人们所意识到的，“当代中国哲学”可以有两种解读：作为统一理论体系的“当代中国哲学”和“在当代中国的哲学”。前者指的是将要或可能建立的一种统一的当代中国的哲学形态，后者则是一个时代和地域的概念，指存在、发展于当代中国的各种样式的哲学或在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后一意义上的当代中国哲学，主要包括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 基于这一区分，对当代中国的哲学对话便可能有两种理解。一种是旨在整合三种哲学的思想资源，实现中哲、西哲及马哲的内在融合，以构建统一的“当代中国哲学”为目标的对话。该语境中的哲学对话，其走向和最终结果应是三种哲学逐渐趋同、合三而一，进而形成涵盖各种具体哲学样式的具有自身统一逻辑和概念系统的新的哲学体系。故此，对话的特点是追求统一性，对话的方式是相互补充和融通。应当指出的是，构建统一的“当代中国哲学”无疑是一种宏大的构想，但又是一个颇具挑战性且有待长久努力的课题，其可能性和途径等尚待进一步论证。另一种是着眼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分别从各自理论建构的目标及其特有视角出发而进行的哲学对话。这种语境的对话，是三种哲学各自研究和发展的重要路径，同时也是未来构建统一的“当代中国哲学”的基础性、前提性工作。 两种语境的对话在目标、方式和研究路径上存在着差异，同时又相互关联，可以并行且相互促进。未来中国的哲学研究不排除构建统一的“当代中国哲学”的前景，但现实的走势主要还是三种哲学各自发展，因此，当前的哲学对话首先或主要应定位于后一种理解。 哲学对话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路径。 一般地说，与“他者”对话为哲学研究所不可或缺，特殊地看，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对话更是须臾不可或缺。就形成路径及机制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本身就是理论与现实以及不同哲学之间对话的结果。历史的追溯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渊源于如下三种路径及其相互之间的对话：一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及后人（例如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经典作家、苏联学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等）的解读和发挥，或曰“舶来”的“原生态”和“次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二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思想资源，三是对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特别是革命和建设经验、教训的反映、反思及理论总结。在以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发展过程中，三种路径相互关联，缺一不可。历史给予现实的启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继续前行，既应面向时代和实践、引领社会进步，也需从其他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和现当代西方哲学中吸取理论资源。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是中国的，就在于它根植于中国的环境和语境，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是当代的，就在于其研究和发展与世界和时代同步。与中国哲学和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对话，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禀赋中国特色和体现时代性有效的也是必要的途径。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的对话，应注意研究路径自觉性与开放性的平衡。 首先是研究路径的自觉性。基于不同的理论建构取向，哲学对话通常有外在的和内在的两种方式：外在的，即站在特定的哲学之外或之上，以构建某种新的哲学体系为旨归，通过对话统摄并整合不同的哲学，上述以建构统一的“当代中国哲学”为指向的对话即是。在这种对话中，各种哲学处于对等地位，相互补充、相互融合、归于一体。内在的，则是立足于特定哲学体系的基点上，着眼于该哲学自身的发展，通过对话，吸纳其他哲学的资源、范式和方法于其中。在这种方式中，对话须有视角的限定或限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哲学对话就是如此。这种方式的对话是一种以“我（所立足的哲学）”为主的“主”“客”体间的对话，也就是说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其他哲学为“客”。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对话的目标是吸取其他哲学的思想资源，丰富自身的内容，改变自身的形式，使其更加体现中国特色、融入中国文化、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习惯，更为禀赋时代特征，一言以蔽之，是为着自身的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对话过程中必须秉持自身的理论逻辑，特别是坚守自身的理论内核，如人的解放和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科学性、实践性和批判精神等。有鉴于此，对话中的各方不能主次颠倒，更不能反客为主。如其不然，以其他哲学来剪裁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以其他哲学作为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非得失、证明其“合法性”的尺度，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势将丧失主体性而被解构或融化，这显然背离了对话的初衷。 其次是研究路径的开放性。任何哲学体系都有其特定的研究路径、范式和理论逻辑，因而在与其他哲学的对话中会存在着一定的路径依赖，如秉持或坚守特定的视角、方法、概念体系和理论内核等，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也不例外。如上所述，路径自觉和“先见”的坚守对于保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体性和特色是必需的，但是，路径自觉不等于路径排斥，秉持自身的理论逻辑并非唯我独尊。对于任何一种哲学来说，路径排斥的结果都将是作茧自缚，使研究态度和方法陷入某种片面性，制约研究视域的拓展。对话正是克服路径和范式依赖弊端之有效途径。着眼于中国化和当代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路径应当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与其他哲学的对话中的以我为主，是就起点和目标而言的，即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目标，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和体系建构出发，吸取、整合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学术资源和方法，而绝不意味着可以用马克思主义哲学随意截取其他哲学的思想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话的态度和视角又应是平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