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命运与时代的发展密切相关。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最辉煌的一页。《哲学研究》于1978年复刊，第一期刊登了邓小平同志委托发表的三篇文章，吹响了在历史观上拨乱反正的号角。紧接着展开了关于物质利益问题的讨论。随后又在5月11日开始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马当先，万马奔腾。解放思想成为哲学各学科30年发展演变的最重要特征。1978年，哲学界召开过两次载入史册的会议，一次是中国哲学史学界召开的太原会议，一次是西方哲学史学界召开的芜湖会议。这两次会议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分析批判了前苏联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的定义等教条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实事求是成为哲学各学科一致认同的立场和态度。有了解放思想，有了实事求是，才有了科学的学术研究，才有了学术的真正繁荣与发展，才有了学术主体的学术自觉。改革开放的30年，不仅是对内解放思想，而且是对外开放的30年，是中国哲学界重新睁眼看世界的新阶段、新时期。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发展理念已经出现根本转变，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式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现象，也是世界范围内的重要话题。哲学观念的更新，哲学研究主题的转换，不同学科间的对话所出现的跨学科研究，将推动哲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新的发展时期，树立“中国特色”范式，对于推动哲学理论创新具有重要意义。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关于中国发展的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的新概念，贯通这三个概念的基本内核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毛泽东的“中国化”，到邓小平的“中国特色”，指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根本途径和方向，也是我们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的基本范式，树立“中国特色”范式，是推动哲学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 一、提出“中国特色”研究范式的意义 “中国特色”概念的提出有一个历史过程，有各种表述形式，最常用的经典表述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互趋近是科学的理论和合理的实践的固有要求，它既表征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征，也应是其他理论和学问演进的内在原则。就哲学来说，一个世纪前，当哲学作为学科建制在中国出现以来.就提出了如何对待外国哲学、如何对待中国哲学的问题。当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艾思奇、毛泽东）明确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时，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先后提出了“中国的”与“在中国的”研究范式的区分。冯友兰曾以金岳霖为例指出，金岳霖的《论道》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的哲学”，而他的《知识论》和《逻辑》则是“在中国的哲学”。陈寅恪先生也提出搞中国学术“其真能在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些主张都体现了对当下中国的关怀。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提出“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的命题，目的是为了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毛泽东从端正马克思主义观的高度，提出要活的马克思主义，不要死的马克思主义；要香的马克思主义，不要臭的马克思主义；要具体的马克思主义，不要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其实质是说，学习外国的东西不应是对理论的消极的适应，尤其不能刻板的照搬，而要根据本国的条件活用其原则，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党的十五大报告对活的、具体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科学的界定，就是以革命和改革的具体实践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际运用，着眼于对现实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谈论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今实践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坚持社会主义，但一定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近胡锦涛同志在报告中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作为“十个结合”的第一条，是对上述论断的准确概括。如果说，“中国化”和“中国特色”在历史上主要理解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方针，这个命题在上个世纪末又被自觉地提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那么，自从国外学者提出“北京共识”、“中国模式”概念并被作为重要研究课题之后，立足于“中国特色”范式来从事理论研究，应该成为当今中国学者的自觉选择。 二、“中国特色”范式的时代内涵 提出“中国特色”研究范式，既是近代以来学术史的经验总结，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的理论概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根本的经验之一，就是昭示人们做时代的思考者。说马克思主义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这一点与实践的特性有关。生活实践是理论的本体，它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历史水平上，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不在于它能超越历史条件，而在于它总是伴随历史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每到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实践的发展都会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课题提到人们的面前。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①时代课题是着眼点、立足点，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在理论和时代的互动中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同时也发展马克思主义本身。 毛泽东多次指出，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说，列宁说的、做的，有许多东西超过了马克思，我们的实践也超过了马克思。他号召全党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不能照抄照搬，而要大胆创造。邓小平认为，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解决任何问题都不能脱离历史条件。马克思去世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些新的历史条件是马克思和列宁不可能预见到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现时代的情况，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那种否认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时代，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他还多次讲过，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正是我们党对时代的新觉醒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