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不同的哲学世界

——访张汝伦教授

作者简介:
张汝伦教授,1981年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198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88年获德国洪堡基金会奖学金赴德国深造。1991年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做博士后,后又去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做访问学者。1992年秋回国工作。现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哲学学院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中西哲学和文化比较学会副会长。曾任东南大学、北京大学、台湾辅仁大学、德国特利尔大学客座教授,黑龙江大学兼职教授,《国外社会科学》杂志特约编委,《当代中国哲学丛书》主编。研究方向为德国古典哲学、海德格尔哲学、哲学释义学、实用主义、中西思想史、政治哲学、中国近现代哲学、比较哲学。主要著作有《中国现代思想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德国哲学十论》、《二十世纪德国哲学》、《中西哲学十五章》等。

原文出处:
哲学动态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09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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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M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862(2009)03-0005-05

      问:您的德国哲学研究一直为国内学界所称道,但您近几年来似乎把相当大的精力投入了中国哲学的研究和讲授之中,请问这是否意味着您在哲学研究上的转向?除了个人兴趣的变化之外,这种转向是否有哲学上的原因?

      答:这不是哲学研究上的转向,更不是个人兴趣的变化。我向来不认同将哲学条块分割为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所谓二级学科,然后每个人选一个“专业”来从事,这不是哲学的方式,更不是哲学,而是专业技术的方式。但哲学毕竟不是技术,而是思想。思想应该是自由的、流动的、相通的。没有什么比让思想停留在一个人为划定的圈子里反复操练更可笑的事了。现代这种按“专业划分”的所谓哲学研究,只能出哲学专家或哲学教授,而不能出真正的哲学家。真正的哲学家如果说要有专业的话,那么他/她的专业只有一个,这就是思想本身。不管是什么传统背景的哲学,都是他/她思考的养料与对象。而人类的哲学史已经表明,不同哲学传统的融合会大大推动哲学本身的发展。

      至于我本人,就像我在《德国哲学十论》的自序中写的那样,从来没有想当德国哲学的研究专家。最初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只是为了了解西方文化,希望现代中国文化和思想能重现古代的辉煌。王国维的一段话对我影响很大,这就是:“欲完全知此土之哲学,势不可不研究彼土之哲学。异日发明光大我国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一直到现在我都是以这段话来提醒自己,要求自己。至于异日能否“发明光大我国学术”,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至少这使我的学术视野不至于太狭隘。我从来没有觉得我就是研究西方哲学或德国哲学的,而始终认为自己应该是个现代中国哲学家,这就要求我尽可能多地掌握人类的哲学遗产。所以我从来没有只看西方哲学或德国哲学的书,而是一直在有计划地阅读人类公认的哲学经典。所以说我不认为我有什么哲学研究的转向。事实上,我现在每个学期还在开西方哲学方面的课,招西方哲学的研究生。未来我的学术成果也会是横跨中西哲学,还可能加上马克思传统的哲学。

      问:您认为应如何超越“哲学在中国”和“在中国发现的哲学”这两种既有的哲学模式?您希望达到的新的“中国哲学”与传统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将处在怎样的关系之中?

      答:其实没有必要说超越这两种模式,只要把“哲学”理解为复数就行了。在后现代的今天,哲学究竟是单数还是复数大概已经不需要争论了。无论从哲学本身的发展,还是从今天人类的哲学现实来说,都不会支持一个单数的哲学概念。如果有人硬要坚持哲学原教旨主义,主张哲学只能是按照其在希腊产生的那种形态进行的话,丝毫不会有助于哲学的发展,反而会使哲学死亡。随着现代性而来的哲学的危机难道是偶然的吗?不断有人宣告“哲学之死”难道是偶然的吗?事实上真正的希腊哲学并没有后来西方的哲学教授整理的那么“纯正”和“严格”,而它的生命力和魅力恰恰就在这里。

      如果哲学应该是多元的,那么现代中国哲学就没必要刻意按照西方哲学的形态来塑造自己,它完全可以有自己的形态。但这个形态也不可能是古代中国哲学的那种形态。其实,就是古代中国哲学的形态也是多种多样的,老子和庄子的形态就很不一样。现代中国哲学的形态不但可以与西方哲学和传统中国哲学不同,而且在它内部也可以有各种形态,但不是各个“专业”。现在我们的各个专业其实最不专业,都只是把哲学当纯粹知识来对待,而没有把哲学当哲学。

      当然,现代中国哲学不可能凭空建立,它必须建立在以往各种哲学传统的基础上,没有传统基础不可能有好哲学,德国哲学家甚至强调“哲学就是哲学史”,就是这个道理,这是由哲学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哲学的传统与历史对它来说并不意味着过去,而是意味着它自己的现实状况和条件。哲学可能会不断产生新的概念和形态,但它的传统却永不过时。相反,却始终在人们的哲学思考中起作用,尽管它们的意义会有所不同或扩充。在哲学史上,那些自称是全新的哲学总是最贫乏的。只有将老的哲学以某种方式接受和消化,一种新的哲学才能真正站得住。在哲学上,创新的力量是和回忆与了解过去的能力成正比的,对哲学史一无所知的哲学家注定只能是哲学海洋中稍纵即逝的泡沫。

      可是,真正的哲学家始终是以哲学的态度,而不是以研究客观知识的态度来对待哲学传统的。他对哲学史和哲学传统的研究不是客观的叙述,而必然和以往的哲学传统处于建设性的对话关系,是一个创造性的阐释过程。这种研究必然表现为对哲学基本问题和主题的开掘和深化,并通过这种开掘和深化将问题进一步展开,而不是一本历史上各种哲学观点的流水账。对以往哲学传统的研究不是纯粹了解和拿来,更应该是吸收和扬弃。可我们现在对中西哲学史的研究,基本上不是哲学的研究,而是史学或客观知识的研究。这种研究方式不能说毫无价值,但却不能促进我们哲学水平的提高。中国现代哲学水平不高,没有出多少可以比肩前贤的大师巨人,与这种研究方式不无关系。

      现代中国哲学主要面对两个传统——中国古代哲学的传统和西方哲学的传统。它要能自成一体,必须吸纳,同时也扬弃这两种传统。可是,近代以来对哲学传统研究的那种知识论方式,使得哲学史是哲学史,原创哲学是原创哲学。结果哲学史研究固然乏善可陈,而原创哲学也因为没有过多吸收传统的养料而显得单薄。除了新儒家一系的哲学家受到传统心性之学比较明显的影响外,传统哲学的其他资源对现代中国哲学的影响就相当有限了。现代中国哲学对西方哲学的吸收同样如此。从表面上看,一个多世纪以来国人对学习西方哲学表现了极大的热忱,稍有影响的西方哲学都被介绍了进来;可总是满足于一般引进介绍和把它当做客观知识,而不是当做哲学来研究。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热衷翻译、热衷趋新、满足于一知半解的特点与这种研究态度和研究方法很有关系。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现象学、分析哲学、后现代哲学等都在国内流行过并至今还在流行,可对现代中国哲学和哲学家的影响极为有限。我们热衷于普遍使用西方哲学的概念(但不是将它当概念,而是将它当抽象名词使用),却很少深究西方哲学的内在哲理和精神。因而很难说西方哲学已经在中国生根,更不用说开花和结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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