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研究》近期的一个争论值得注意。孙正聿在该刊2007年第3期发表了《历史的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在第9期又发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意义》。这两篇论文都引起了段忠桥的质疑。以我之见，其质疑之一是：孙正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实际上只是从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推论出来的”，而“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曾多次明确提到”的“阐述他们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著”几乎没有涉及，因而“这样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缺少充分而可靠的依据”。(段忠桥，第3-4页)质疑之二是：孙正聿提出“以‘感性的人的活动’为立足点的‘新世界观’，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建的‘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为内容的‘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判断在什么意义上才是科学的？(参见同上，第5-6页)质疑之三是：孙正聿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革命从根本上说是关于世界观的解释原则的革命”，“以‘历史’的解释原则而构成的世界观，就是以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为解释原则而构成的世界观”，这种看法是否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涵义？(同上，第6-10页) 本文不介入这场争论，但这场争论必然引申出的问题不能忽视。问题有三：(1)在解读主体多元化、个性化的阐释模式中，如何基于思想体系内部的统一性来确立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品格和理论特征？(2)能否离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科学社会主义建构，孤立地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3)不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学术史路径，如何判断马克思哲学革命超越以往哲学的时代高度及其历史意义？这些问题都集中地表现在对马克思哲学的学术传统与问题意识的把握中。 无疑，《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历史唯物主义形成的标志性著作。在该书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依然停留在德国哲学前提中的青年黑格尔派存在的问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施蒂纳’对德国哲学的幻想的无限信仰集中地表现在：他不断地把‘人’作为单独行动的个人强加给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59页)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依靠从黑格尔那里继承来的理论武器，是不能理解这些人的经验的物质的行为的。在这里，马克思回顾了他“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这一理论前提和学术历程：“这种世界观没有前提是绝对不行的，它根据经验去研究现实的物质前提，因而最先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观。这一道路已在《德法年鉴》中，即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这两篇文章中指出了。但当时由于这一切还是用哲学词句来表达的，所以那里所见到的一些习惯用的哲学术语，如‘人的本质’、‘类’等等，给了德国理论家们以可乘之机去不正确地理解真实的思想过程并以为这里的一切都不过是他们的穿旧了的理论外衣的翻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61-262页)处于过渡中的理论思维借用同时代人的理论范式是很自然的，但正是因为马克思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对黑格尔法哲学作了批判性的分析，从而开辟了通往“真正批判的世界观”的道路。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追根溯源式地写道：“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1869年，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出发，结果得出这样一种见解：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锁钥，不应当到黑格尔描绘成‘整个大厦的栋梁’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尔所轻蔑的‘市民社会’中去寻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56年，第721-722页) 真正更换“穿旧了的理论外衣”，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行的。这是马克思脱胎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最重要的学术路径。1843年10月到1845年1月底，马克思在巴黎进行了艰苦的研究，留下了9本经济学札记和摘录。 张一兵在《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一书中，以很大的篇幅研究了这些笔记，并指出《巴黎笔记》的经济学研究正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哲学话语的重要理论发源地。(见张一兵，第156页)尽管张一兵的研究过分拘泥于文本解释学的技术层面，但这一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我国学者长期忽略的一个重要领域的不足。遗憾的是，读者只注意到了“回到马克思”这一正题，并引发或演绎了持久的关于马克思思想的原初性与当代性的争论，却忽视了该书副标题所揭示的重要主题：马克思哲学的经济学语境几乎没有引起马哲界的关注和研究兴趣。这无论如何是不应该的，这一状况与长期离开经济学语境来看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或从根本上疏离于马克思的学术传统是相一致的。 马克思透过经济学分析而阐述哲学思想的首部经典著作是《手稿》。马克思在其中直截了当地说明：“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作为“实证的批判者”，马克思批评思辨哲学的代表、“不学无术的评论家”(如鲍威尔)企图用“乌托邦的词句”或“完全纯粹的、完全决定性的”、“代大批群众发言的发言人”等等一类空话，“以掩饰自己的极端无知和思想贫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5页)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开发新原理，还是像神学家那样用原罪来说明罪恶的起源，这是处理哲学和对现实世界的研究这两者关系的不同方式，也是马克思与他同时代哲学家的区别所在。在马克思看来：“施蒂纳不是成为实际生活中的人，而是成为无思想的、破产的哲学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62页) 同时，马克思哲学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其理论终结的。马克思哲学中不同于以往哲学的独特主题正是实现哲学的现实途径。在这个过程中，哲学要成为无产阶级的头脑，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页)作为无产阶级来说，不能不消灭自身，这同时意味着也不能不消灭制约着它而使它成为无产阶级的那个对立面——私有制。马克思的哲学与无产阶级的命运是如此的统一，以致“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同上，第16页)在《手稿》的序言中，马克思就特别强调除了批判地研究国民经济学的作家以外，他还利用了法国、英国包括德国的社会主义著作，尽管此时马克思还没有他后来例如在《哲学的贫困》中所显示的对英国社会主义者著作的那种渊博知识。以后恩格斯在《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中也指出：“这部50印张的学术著作……虽然所论述的这本书对事业抱有激进社会主义的态度，虽然它在各方面以极其严酷无情的态度反对被认为有权威的人，我们还是应该承认，这本书是追求最严格的科学性的高度学术性著作。报刊上已不止一次地谈论马克思打算以批判迄今存在过的全部政治经济学的形式，总结自己多年研究的成果，并以此为社会主义的意图，奠定直到迄今为止无论傅立叶和蒲鲁东，亦无论拉萨尔，都不能为它奠定的科学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41-24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