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无疑是在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是现实在哲学反思形式中的表达。当现代性与现代性问题愈益成为当代中国清晰可感的现实时，我们有理由相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着新的问题域和新的表现形态。因此，从现代性问题的角度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既是现实的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两个维度 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①，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要内涵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的结合。由于“实际”既包含了现实实践的实际，也包含了历史文化传统的实际，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内蕴着两个重要维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维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实实践相结合的维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在这两重维度上所展开的过程，而其最根本的或基础的维度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实实践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有两个方面的重要内涵。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实际应用与理论阐述，应该具有中国传统哲学的形式与特征。按照毛泽东的论述，就是要具有“民族的形式”，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新鲜活泼的、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②这当然首先包括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本民族传统哲学的语言形式。如黑格尔所指出的：“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那么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③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传统表达形式反映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深度或程度。由于语言是思想的形式，因而这种语言形式上的中国化，当然也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在内容上的契合或相通。所以毛泽东在强调民族形式的时候，也特别强调要充分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思想遗产。我们看到，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创性典范，毛泽东哲学思想在这方面就表现得特别突出。《实践论》的副标题“论知和行的关系”，绝不仅仅是一个说明性的“副标题”。从形式特征上来说，这个副标题实际上恰恰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主题”。至于“实事求是”，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路线与思想路线中国化的最经典的表述。此外，在毛泽东的一系列政治和军事著作中，不仅在语言形式、概念范畴的使用上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与形式，而且是地道的中国式智慧。④可以说，离开了这种语言形式和内容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另一个方面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性转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语言形式与内容上的中国化，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完全认同中国传统哲学，或与中国传统哲学完全一致。两者之间既有着时代上的巨大差异，更有着社会属性上的和哲学形态上的根本区别，这是不容忽视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是以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性转化为前提的。只有通过这种批判性转化，中国传统哲学才能在内容和表达形式上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思想资源；反过来说，也只有通过这种批判性转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化的形式中，才能保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性质和基本精神。例如毛泽东以传统的知行理论形式表达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种表达本身就是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观念的批判性转化，即批判和超越了传统知行观念道德修养的狭隘性质，而使之具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意义；以实事求是表达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也批判和超越了传统的实事求是概念的狭隘的考据性质，而使之具有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含义。如果缺乏这种批判性的转化，一方面传统哲学很难成为人们现实实践中的具有现实影响力的活的传统，很难成为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意义的表达形式；另一方面，在一种未经批判性转化的传统哲学视野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也无疑会变得面目全非，失去其本真意义和根本精神。这种情况在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并非没有发生过，因而有“回到马克思”的学术意向与口号。尽管这一口号使马克思主义研究多少带有“原教旨主义”倾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现实和理论的要求相左，但某种程度上的还原式地解读马克思的文本以追求马克思的真义，对于克服我们误读误用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无疑是富有意义的。毕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以及对传统哲学的批判性转化，须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和基本精神的把握为前提。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实实践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另一重要维度。毛泽东在首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突出的中心与重点，就是要求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实践结合起来，反对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倾向。这种结合的要求，首先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实践性质的要求。这种实践性质的主要表现并不仅仅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实践的观点去解释世界，更重要在于它本质上要求诉诸现实的实践活动。当马克思指出问题不在于以各种方式“解释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时，最为明显不过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一切旧哲学的根本区别，不只在于它提出了某种解释世界的合理的理论视角，更重要在于它改变现实世界的实践诉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不只是要获得中国传统哲学的民族化的表述形式，更重要的是要在中国社会现实中获得它的实践形式，即变成改变中国社会现实的实践方案与实践智慧。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是改变中国社会现实的实践方案与实践智慧，因而无疑也是典型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或马克思主义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