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 7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09)01-0026-06 当今时代的社会发展已经遇到了一些全新的情况，这使我们思考发展问题的理论思维方式也要发生根本的改变。今天，思考发展问题首先必须面对两个基本的事实：一个是全球时代的来临，即人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或人类共同体；另一个是风险时代的来临，即人类已经认识到他自身知识的有限性，他根据自身的知识所进行的行动都会引起未曾预料的后果，包括一些会危及其目标甚至其生存的后果。 就第一个事实而言，毫无疑问，经济的全球化或者说全球规模的经济协作构成了全球时代的基础。但是人们在很大程度是在消极的意义上认识到他们已经结成为一个整体的，即他们不得不共同去面对众多降临于他们的问题、危机甚至灾难，诸如全球经济失衡、环境危机、移民和文化冲突等等。 第一事实的消极特性是和第二个事实密切相关的。不会有人否认全球时代的到来是人类自身能力的结果，是人们利用不断进步的知识进行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结果。但知识不断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也是不断自己否定自己的过程，从而我们所有的行动、所有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都不是建立在确定无疑的知识基础之上的，所以，在实践中就会产生很多我们无意图的后果。全球时代的很多全球性问题、矛盾和危机正是这种无意图的后果。因此，全球化所带来的人类共同体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面临危机的整体或风险共同体。 从理论的角度而言，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发展观念和发展理论，特别是要改变我们有关发展问题的哲学思维方式。具体而言，我们应该走出传统历史形而上学的视域，用哲学未来学的视域观照发展问题。 一、历史形而上学的发展观 从历史的角度看，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将理性主义引入了社会领域，此前人们关于知识不断进步的观念逐渐拓展为人类社会普遍进步的观念。到了十九世纪，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发展和传播，以及科学和技术的结盟，人们更加相信科学、技术和工业已经使人类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即不断走向进步的时代；认为随着科技的创新和工业的发展，人类曾经遭受的所有苦难行将消亡，而以前人们关于乌托邦的各种想象都将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变为现实。由此，历史的发展和进步成为人们的普遍信念。基于这样的信念，人们相信依靠人类的理性和潜力就可以在尘世中建起一个完美的世界；同样是基于这一信念，探索人类以何种方式走向历史的终点、实现其历史使命的历史哲学取代了宗教神学，成了人类精神的最高归宿。 试图以理性的方式阐明和论证社会持续发展和历史不断进步的历史哲学可以说是最早的社会发展理论，不过，这种发展理论是建立在一种形而上学基础之上的。历史哲学从本质上说是形而上学，它将历史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植根于人的某种抽象本质，从这一意义上说，历史哲学是以主体性形而上学为基础的历史形而上学。历史形而上学对于神学形而上学的取代可以说是人类自身取代了上帝成了被崇拜的对象。 历史形而上学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道德目的论；一种是庸俗进化论。 道德目的论虽然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但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认为历史发展过程是人的道德理性在历史中得以实现的过程；一是认为道德理性的实现同现代民主政治密不可分。康德的历史哲学是典型的代表。康德认为，历史的进程就是人的自然禀赋逐渐发展的过程，历史的目的就是让人的自然禀赋得以充分发展，特别是让人的道德性在历史中不断完善[1](P7-8)。人的道德性之所以要借助于历史而趋于完善，是由于人性的双重性。一方面，在人类的心灵中存在着道德和良知，这是人性中理性的、形而上的部分；另一方面，在人类的心灵中还存在着自然的本能和欲望，这是人性中形而下的、非理性的部分。更多的时候，个人是被非理性的本能和欲望支配的，人类心灵中低级的部分控制了高级的部分。正是因为要祛除自然本能对道德良知的遮蔽，康德才不得不求助于历史，从而让历史承担起形而上学的使命。 康德认为，人类作为被本能和欲望驱动的自然存在，必然会陷入生存斗争甚至集团之间的战争之中；不过，生存斗争带来的不仅仅是混乱和痛苦，同时也促进了人类文化的发展和理性的启蒙。生存斗争特别是战争的残酷反而会使人们的理智之光在绝望中闪现，让他们认识到应该按照理性的规则相互合作而不是相互斗争。因此，在历史的长河中，人们既会遭际各种各样的苦难，也会不断获得政治启蒙，终有一天他们会创立合乎理性的宪政制度，学会在公民社会状态下合作共存。[1](P9)不仅如此，康德还展望了世界公民社会的到来，他相信，终有一天人们都会成为世界公民，而人类也将进入和平发展的轨道。在康德看来，这一切都是人类的道德性得以发展的条件，只有在公民社会甚至世界公民社会中，人的自然本能和欲望才能在公平的制度之下被理性所驯服，从而开始德行的无限进程[1]。可见，康德主要是从政治和道德的视角看待历史发展的。历史的发展首先是政治的发展，理性的政治体制是理性道德发展的条件；反过来，道德的完善是历史的目的，也是政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同时，道德理性还为公民社会提供了最终的规则。这样，康德的历史发展观在道德形而上学中获得了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