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8273(2009)01-0056-09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1953年中共中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的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怎样看待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和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怎样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在这一改造过程中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变动，是当时中国理论界关注的一个重点。在此前一年即1952年，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的中文版出版。与斯大林著作中有关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论述曾受到苏联理论界的极大重视一样，中国学界对之也极为重视，就如何领会斯大林的基础与上层建筑定义，结合中国社会现实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进行了学习和讨论。在学习和讨论过程中，中国学界对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发生了大的争论，不少知名学者都参与其中。这次争论时间长达七年，经历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集中在中国过渡时期的现实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上，后一阶段则集中在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本身。争论由杨献珍、艾思奇对中国现实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看法不同引起，随之波及全国理论界。 一、杨献珍、艾思奇争论的缘起与过程 1952年，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的中文版出版后，中央马列学院(1955年改名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简称中央高级党校)副院长杨献珍组织教员学习和讨论这本书。1953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的讨论会上，杨献珍作了《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1]的长篇发言，提出了有关经济基础的看法。杨献珍首先分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他根据斯大林关于“基础是社会发展在每一阶段上的社会经济制度”[2](p.1)的定义，结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所说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份，这些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3](p.1433)，强调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就是由毛泽东提及的五种经济成份(结构)，或五种所有制，五种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的。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杨献珍说在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出版之前，我们对于上层建筑问题是不大明确的。在引证斯大林关于“上层建筑是社会对于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适合于这些观点的政治法律等制度”[2](p.1)的定义后，他提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及与这些观点相适合的政治法律制度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资产阶级思想要予以严格批判，在政治制度中也没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合法地位。 讨论中，杨献珍同艾思奇等学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与此同时，在中央党校的课堂上和教学人员中，对这个问题都发生过争论。 1955年6月，已是马列学院院长的杨献珍将自己的讨论发言稿加以充实、整理成讲稿《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并送中央宣传部审查。杨献珍在讲稿中仍称：在过渡时期，中国社会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即国营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合作社经济的半社会主义所有制、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个体农民所有制和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这形成中国这种社会主义类型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在这种综合的经济基础上，形成中国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上层建筑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为指导的思想上层建筑。整个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包含两个部分：一为政治上层建筑，即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一为思想上层建筑，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它不是一视同仁地为“基础”中所包含的各种所有制服务，它的任务和作用，就在于把包括多种经济成分的“基础”改造成为只包括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 1955年8月，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艾思奇亦写出一篇长文——《对杨献珍同志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一文的意见》，较为全面地阐述了对过渡时期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的见解，批评了杨献珍的“综合经济基础论”，认为在四种所有制中，全民所有制和劳动人民的集体所有制是日益发展，而劳动人民的个体所有制和资本家的私有制是日益走向消灭境地的衰亡着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国家政权就不是同时以四种所有制作为自己的统一的经济基础。我们的政权所依以建立的经济基础，只能是正在建立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它包括全民所有制和劳动人民的集体所有制。”[4](pp.294-295)艾思奇在引用斯大林有关上层建筑一出现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等话后认为，我们的政权是按照斯大林指出的这个原理，帮助社会主义制度来根除和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和产生资本主义的个体私有制度。他强调，“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不是单一的，而是两种互相敌对的基础的对立的统一；上层建筑也不是单一的，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它相敌对的资本主义上层建筑因素的对立的统一。”[4](p.305) 杨献珍、艾思奇双方之间的这种争论(其争论文章当时并未公开发表但在国内流传)，很快在国内学界引起了反响，不少学者加入到讨论行列，他们对中国现实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提出了不同看法，并对马克思有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进行了初步探讨，更有学者对斯大林的上层建筑定义进行了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