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08)12-0031-06 张岱年与艾思奇同为20世纪30、40年代的新唯物论者，艾思奇的影响自不必说，张岱年也曾在大学讲堂里讲授辩证唯物论，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其阐扬新唯物论的文章在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人曾把艾思奇和张岱年看作马克思主义在国统区的两盏明灯。[1](p.420)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艾思奇与张岱年都赞同新唯物论，但他们的思想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之间的分歧，就二者都是新唯物论的赞同者和支持者而言，这是一种内部分歧。 一、艾思奇与张岱年在20世纪30 年代的一场争论 1935年4月，张岱年在《国闻周报》上发表《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一文，指出中国当时所需要的哲学除了应是辩证的、唯物的以外，还应是批评的、理想的；要产生这样一种新哲学，就必须对中外各种不同的哲学思想进行综合创造。该文发表后不久，艾思奇就在《读书生活》上发表《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答金放然君并求教于张季同先生》，对张岱年(季同是张岱年的曾用名——作者按)的观点提出批评。 张岱年之所以提出创造新哲学的主张，是因为他认为没有现成的、适合中国当时需要的哲学。在他看来，中国的旧哲学不能适应中国当时的需要，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西洋哲学也无法适合中国当时的需要。一方面，他国的哲学思想本都是为适应他国的需要而产生的，不可能完全契合中国的现实；另一方面，一种哲学必与其民族本性相结合，方能深入人心。他认为，建立哲学不顾及本国的特殊精神是不成的。[2](p.238)既然没有现成的适合中国需要的哲学，就要进行综合创造。这种综合创造的哲学要满足四个条件：第一，能融汇中国先哲思想之精粹与西洋哲学之优点而成为一个大系统；第二，能激励鼓舞国人的精神，给国人一种力量；第三，能创发一个新的一贯大原则，并能建立新方法；第四，能与现代科学知识相结合。 但艾思奇认为，张岱年的主张实际上是强调了中国所需要的哲学的特殊性而忽视了哲学的一般性。他说：“中国的新哲学，是包含在世界新哲学体系中，用不着要另起炉灶，创发什么大原则，建立什么新的方法。不要把特殊性太夸大，否认了一般性啊！”[3](p.140)为什么张岱年会夸大中国新哲学的特殊性呢？艾思奇认为，这是不了解中国实践的需要所致。中国实践的真正需要是什么呢？是民族领土的完整及争得民族的解放。中国需要的哲学是什么样的哲学呢？是“能推动这伟大的战斗，造成这一战斗顺利进行的条件，并完成这种战斗的胜利”的哲学。[3](p.140)艾思奇认为，中国当时的实践，需要一种能够成为民族奋斗行为的指针的哲学，新唯物论恰恰是我们民族奋斗的指针，因而也就是中国当时所需要的哲学。在艾思奇看来，由于不了解中国实践的需要，张岱年综合创造的哲学主张失去了现实基础，其“精粹”与“优点”的选择标准无法确定，同时也无法说清鼓舞国人的精神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给国人一种力量的“力量”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这样一来，所谓中国需要的哲学就只是半空中说话，是一种缺乏针对性的臆想、一种“哲学者会客室内的谈玄”。[3](pp.138-140) 问题在于，张岱年是不是如艾思奇所说的完全不了解中国实践的需要呢？应该承认，在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这一点上，也许张岱年不及艾思奇，但他在文章中也曾指出，当时的中国，国家与文化都处于存亡绝续之交，人们或失其自信，或甘于堕落，最大的一国竟若不成国，最多的人民竟若无一人。在这种情况下，要有一个伟大的理想，一种使人勇猛奋斗、精进不息的哲学，才能使民族复兴、文化再生。[2](p.237)应该说，这正是中国当时的现状和需要。因此，从根本上说，张岱年与艾思奇的区别，并不在于他们是否了解中国社会的需要，而在于他们所认为的适合这种需要的哲学是什么样的哲学，以及有没有现成的、合乎这种需要的哲学。张岱年认为，没有现成的这样的哲学，因而需要综合创造；艾思奇则认为，存在着这样的哲学，这就是新唯物论。 张岱年认为，现有形态的新唯物论还不能完全适合中国需要，因为在“批评的”与“理想的”这两个维度上新唯物论做得还不够，需要改善和发展。对此，艾思奇明确地持反对态度。 首先，艾思奇认为，张岱年提出新哲学应是“批评的”，实属多此一举。他认为，新哲学是战斗的，要在实际的战野上、在精神的战野上指挥残酷的战争，所以自然不会忽视批评。[3](p.140)但事实上，张岱年所说的批评与艾思奇所谓的批评意义显然不尽相同。张岱年所说的“批评的”是指对各种思想和学说的一种辩证的态度。它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批评的就是不武断的；二是批评的即是分析的。张岱年在30年代时常论及“批评”之不武断的一面，而在40年代的著述中，则比较强调批评之分析(解析)的一面。这两个方面在张岱年那里是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看来，批评的就不是武断的，而要做到不武断，就必须是分析(解析)的。“哲学必须是精密的，即必须是充分的‘哲学的’；因而，必须是批评的。批评即武断之反，如不愿是武断的，便必须是批评的。用一名，必须有其明确的义界；立一说，须有其精严的论证。不能证者不立，不可验者不持。二义不可表以一名，两意不可混于一辞。无当辨而不辨者，无日用而不知者。可再分析即再分析，可再细求即再细求。哲学务在求真知，原必须是极其矜慎谨严的。”[2](p.241)张岱年认为，无论是就批评的“不武断”的含义还是就批评的“分析的”含义而言，当时的新唯物论者做得都是不够的。 在发表于1933年的《批评的精神与客观的态度》一文中，张岱年指出，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以任何学说自囿，不能受学派的局限，对于任何学说都要保持批评的态度。[2](p.149)如果具备了批评的态度，“则必能见马克思主义哲学实有堪信取者在，实有胜过它学派学说的地方；而现代它派的哲学亦非皆无所见，即古代哲学，西洋的及中国的，亦都非可完全排弃。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亦非无缺欠，而其它任何一派哲学都非无缺欠。”[2](p.150)但在张岱年看来，当时的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缺乏的就是这种批评的态度。一方面，这些人“对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学说，不问内容，不加分别，一概藐视，一概抹杀。”[2](p.149)另一方面，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本身则采取类乎宗教信仰的墨守的态度。“凡宗师所已言，概不容批评；宗师所未言及者，不可有所创说。[2](p.278)张岱年认为，这是不利于学术进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