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08)06-0042-08 一 安东尼奥·葛兰西尤为喜爱罗曼·罗兰的一句名言——“智识的悲观主义，意志的乐观主义”——并把它奉为座右铭。而英国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又把葛兰西的这一座右铭拿过来作为“新左派”在新历史时期从事激进政治斗争的口号，对此，英国老派左翼思想家拉尔夫·密里班德发表了著名的评论。他断言，这一源于浪漫激情的高贵“口号”没有任何值得信赖的功效，对于社会主义者说，它甚至是极端错误的，因为它让人确信，“没有什么能指示社会主义的前景可能是什么，失败比成功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建立一种没有剥削和统治的社会秩序的希望可能是虚幻的，但我们仍然必须为实现它而努力奋斗，在一种坚定的悲观失望的心情中，与所有的不平等作斗争”。[1](p26)密里班德的评论表达了对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嘲讽与轻蔑，在他眼中，后马克思主义者无非是那些已经丧失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却又残存着激昂斗志的一些前左派分子——这些自己把自己搞垮的迷茫的一代，他们贸然把“指示牌”毁掉而心中有没有清晰的路线图，于是只能在迷宫中以自欺性的胡乱行走抒发空疏的斗争情怀。 在对后马克思主义者的传神描绘中，密里班德没有对葛兰西说什么。他没有告诉人们，葛兰西赋予这句话的特定内涵究竟是什么，他也没有告诉人们，后马克思主义者把葛兰西的座右铭当作“口号”对于葛兰西本身以及人们对葛兰西的认识将会带来什么。但这一言说的空白里面似乎潜伏着诱人想象的模糊引力，以至于人们可能在脑海中把囚禁葛兰西的牢狱与后马克思主义者的迷宫重叠起来——而这种重叠对于葛兰西无疑是灾难性的。难道十年的法西斯牢狱没能摧毁葛兰西的坚强意志，却彻底动摇了他内心的信念？难道墨索里尼的监狱早已造就了一位后马克思主义的先知？难道《狱中札记》竟是一本出自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之手的后克思主义启示录？密里班德当然不会承认自己的言说中包含着对葛兰西的不敬，更不会承认他的无所言说里面会包藏着什么祸心，他会说，从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寻找后马克思主义的踪迹，这正是后马克思主义者惯用的手法，而我密里班德作为一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怎么会连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都分不清呢？ 同样是对后马克思主义的抵制，同样是对葛兰西的座右铭的解读，奈杰尔·格里维斯(Nigel M.Greaves)直截而明快：他断然拒绝任何把葛兰西的理论与后马克思主义内在贯通起来的不良企图，而且，在他看来，“智识的悲观主义”在葛兰西那里非但不是失望的流露，反而是信念与信心的表达。葛兰西的目标是“使人们批判性地思考从而避免变成陶醉于准宗教的‘某某主义’的非批判的‘某某主义者’。对宿命论教条的接纳无疑会助长大众在运思上的‘缺位’，这种‘缺位’使像法西斯主义那样的恐怖成为可能”。[2](p313)正是这种“智识的悲观主义”使葛兰西义无反顾地坚决反对任何可能导致并强化政治上的盲目顺从的一切东西，“从这里，葛兰西引出了他的第一个看法：第二国际时代的许多左翼思想家并没有领会到马克思的真正要旨”。[2](p313) 就像康德对唯理论的怀疑与批判丝毫无损于他对理性的肯定一样，“智识的悲观主义”的立场并不意味着葛兰西主张降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地位，更不表明他心中没有一个明确的社会主义概念，恰恰相反，葛兰西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实践哲学”必须向真正向“实践”开放，必须真正在“市民社会”中占据“阵地”，必须真正变成人民群众的“意体意志”。如果马克思主义只是盘旋于左派知识分子头脑中的教义性观念，如果马克思主义只是封存于历史文化档案中的完整文本，而不在反对经济剥削、权力宰制与政治压迫的实际斗争中显露它的批判锋芒和革命性威力，这只能意味着它的僵化与实现性的死亡。葛兰西与卢卡奇一样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从第二国际正统理论家的经济宿命论中解放出来、化为一种符合现实斗争的实践力量。对于卢卡奇而言，阶级意识本来是一种直接具有实践能力的实践意识，可是，当他迎合的列宁的基调而将阶级意识规定为是从外面“赋予”的时候，他自己又重新把阶级意识萎缩在“理论化”之中了。葛兰西面对着与卢卡奇同样问题，但他的解决方案与卢卡奇大不相同，之所如此，就是因为葛兰西秉持着比卢卡奇更深的“智识的悲观主义”——正是因为有了这个东西，葛兰西才更有耐心、更有柔性、更具包容性和战略眼光。这可以部分地解释在20世纪下半叶西方左翼的理论与实践中葛兰西的影响力何以会远远超过卢卡奇。 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个派别一个派别地衰微，葛兰西思想的“渗透力”却在不断地加强。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到欧洲共产主义再到文化马克思主义，有哪一个“学派”没有从葛兰西那里汲取灵感呢？从“草根环保”到“黑人权力”再到所谓的公民权运动，又有哪一个“运动”未曾得到葛兰西主义的理论滋养呢？就连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愿轻易“放过”葛兰西，竟然声称是葛兰西遗产的继承者。葛兰西的当代形象被极大地多样化、丰富化了。然而，在对葛兰西林林总总的描画中，最终却由于后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一幅别出心裁的“写意图”而引发了空前的争议与喧嚷。人们从阿尔都塞的“意萨司(ISAs)”理论中读出葛兰西，可能不会惊奇；人们从陶里亚蒂或贝林格的联盟策略中读出葛兰西，可能不会惊奇；人们从伯明翰学派的社会分析读出葛兰西，可能也不会惊奇；可是，从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读出葛兰西，一些人不仅会莫名惊奇，而且也会像格里维斯那样莫名地愤怒。 二 葛兰西与后克思主义的关系，是由拉克劳与莫菲最先“带入”的。这两位“肇事者”把葛兰西引入到后马克思主义的深巷后院，有意无意地给人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规划是与葛兰西对话的结果。这恰恰是格里维斯的愤怒所在——在格里维斯看来，与其说是拉克劳、莫菲之流在葛兰西思想的“激发”下走向了后马克思主义，倒不如说是他们这些畸变了的“新左派”把后马克思主义的阴影“投射”到葛兰西的身上。有很多方式可以抒写后马克思主义的情境性主题，比如象辛德斯与赫斯特那样，象琼斯那样，或者象卡斯托里亚迪斯那样，为什么非要把葛兰西牵扯进来？“要么葛兰西是我们今天解开特别复杂的市民社会——它依然是现代的、资本主义的——有效途径，要么我们就不要去打扰葛兰西的英灵而是考虑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描述我们赖以生活其中的新时代，就像葛兰西用他的方式描述他所处的时代一样”。[2](p3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