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的哲学运动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着重要的地位和突出的影响。这不仅表现为当代哲学的几乎每一种思潮都伴随有所谓“马克思主义”的衍生物，而且表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领域几乎遍及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然而，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存在论（ontology，一译本体论）视域，至今仍缺乏全面或总体的探讨，而这种探讨正是批判地检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前提及其理论界限的基础。不言而喻，这种探讨还将从根本上——亦即从存在论的根基上——牵涉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理解，以及对马克思所发动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意义的理解。正是在这样一种重要的理论关联中，我们把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论视域的初始定向作为一项先行的任务而加以课题化。 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见解首先表现为与第二国际理论家的对立，以及对第二国际理论家所谓“正统”观点的批判。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在理论见解上存在着差别，但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人在坚决地对立于第二国际的理论立场方面，却是相当一致的。正像《历史与阶级意识》猛烈抨击了以“梅林—普列汉诺夫正统”为代表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样，《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不遗余力地反驳第二国际“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宿命论和机械论倾向，而《狱中札记》则把批判的目标指向“正统派”，即与实证主义和自然科学主义相联系的“庸俗的唯物主义”。 这种基本的批判立场上的一致，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共同关注作为哲学方法论的辩证法，并且步调一致地诉诸黑格尔哲学，确切地说，诉诸“马克思的黑格尔主义传统”。因此，一方面，他们把自己的理论主题特别地标志为方法论，例如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在于其方法，而不是对某个论点的“信仰”或对某本“圣书”的注解[1](P48)；另一方面，他们试图通过复活黑格尔的辩证法来为已经被庸俗化和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重新注入活力，以便恢复其批判的、革命的和主观能动的方面。关于这一点，柯尔施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们和19世纪后半期的资产阶级学者一样，对黑格尔哲学极为漠视，并且“日益倾向于忘记辩证法原则的原初意义”[2](P5)；而葛兰西则声称，在某种意义上，“实践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等于黑格尔加大卫·李嘉图，或者，它就是“黑格尔学说的改革和发展”[3](P82、86)。这些观点与卢卡奇的下述见解颇为吻合：第二国际的理论家过高估计了费尔巴哈在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的中介作用，毋宁说，马克思的哲学乃是直接衔接着黑格尔的[1](P16)。 这样一些看似表面的说法决不是无关紧要的。恰好相反，它们确实构成了与第二国际理论家的尖锐对立，而在这些对立中得到表现的哲学问题又确实是本质而重要的。虽说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也可以经常谈论辩证法，但辞令上的空话和理论上内在巩固的原则根本不是一回事。当普列汉诺夫宣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实际上就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时，当他把这种唯物主义进一步追踪到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并且最终归结为斯宾诺莎主义时，他确实轻易地越过并且完全遗忘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与之相类似，当梅林不遗余力地为机械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唯物主义辩护时，他也把辩证法和“实际认识”突出地对立起来：“我们对于辩证法是完全尊重的，但我们觉得，没有辩证法的实际认识，还是比没有实际认识的辩证法更可贵”[4](P156)。可以看出，这样的观点从根本上说与伯恩施坦的哲学立场并不十分遥远，因为伯恩施坦就曾希望以“科学”的名义把黑格尔辩证法的一切遗迹从马克思主义中清除出去。因此，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试图以方法论的名义来恢复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本质时，他们也就把开掘“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传统”（即辩证法）当作一项基本的哲学任务提出来了。 对问题的这种提法本身即表明：方法论的探讨在这里直接具有存在论的意义和性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全部问题围绕着旋转的那个枢轴，恰恰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论基础。无论是对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来说，事情都是如此，并且无论他们是否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尤其重要的是，就辩证法而言，方法论问题已然直接就是存在论问题，因为现代辩证法内在地要求着主体与客体、存在与本质、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也就是说，内在地关涉到所谓“存在者整体”的设定。在这个意义上，任何试图以某种抽象化、形式化和中立化的方式来取消或移易辩证法的存在论基础（亦即它对存在者整体的内在关涉），都不能不是反辩证法的。当黑格尔说方法是体系的灵魂时，他所要表达的正是这层意思。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文献中，方法论问题与其存在论基础的紧密联系非常充分地表现出来。例如，在葛兰西看来，如果马克思主义想要成为“绝对的和永恒的真理的教条主义体系”，亦即成为完全非历史的或超历史的体系，那就很容易同庸俗的唯物主义、“物质”的形而上学混为一谈，因为“物质”不能不是永恒的和绝对的[3](89)。同样，当卢卡奇要求把改变现实理解为辩证法的“中心问题”时，他力图指证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乃是最根本的相互作用，因而理所当然地应把它置于方法论的中心地位[1](P50)。很明显，这里所说的主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必定同时是彻头彻尾的存在论问题，而这种辩证关系被赋予根本性质和中心地位，也必定是就其存在论意义而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