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1/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8)09-0080-05 一 本人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已有近30年的历史。我想在这里简单地谈一下我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改变，以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新认识。 上个世纪70年代末，10年“文革”结束，我与许多处于“迷惘”中的年轻人一样，急急忙忙地寻找自己的职业方向，以使自己的一生能安定下来。我是个大学教师，是专门从事教学与研究的，关键是要选择好自己的教学与研究的方向。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与思考，我决定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领域。之所以做出这样一个选择，主要是基于“安全”的考虑。具体地说，我是为了回避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而“躲”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小天地”之中。我自以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学者是如此陌生，离开现实特别是中国的现实又是如此的遥远，自己可以非常“安全”地在这个领域里自得其乐。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过程中，我逐步认识到自己的这一想法是多么幼稚可笑！我反复地问自己，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生命活动投入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去呢？难道仅仅为了使自己有一个稳定的“职业”吗？后来我终于认识到，实际上，作为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最重要的是要有强烈的人类关怀和现实关怀。把注意力集中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决不是为了使自己回避而是更好地回答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要想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有所建树，就绝不能仅仅把此视为一个“谋生”的手段，而应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当前，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一定要着眼于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启示。我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所发表的文章，越来越淡薄“纯学术”的色彩，而代之以充满着力图开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为解决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寻找答案的强烈意向。 正因为当时我是在这样的精神境界下开始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所以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我确实也走了一段弯路。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不是立足于从整体上去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而只是热衷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某一代表人物，甚至是某一代表人物的某一著作、某些理论观点的引介和剖析，这样做的结果尽管可能对这一代表人物、这一代表人物的某一著作、某些理论观点应付裕如、彰明较著，但对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却依然不明不白、如坐云雾，甚至还会犯瞎子摸象、以偏概全的错误。后来我意识到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必须着眼于做整体性的研究，即着眼于通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全局和基本学术取向，即使是对个别代表人物，个别代表人物的个别著作、个别理论观点的研究，也必须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视野中来加以剖析。 其二，不是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内在地结合在一起，而只是就“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刚开始我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完全割裂开来，没有把前者视为后者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样，即使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圈子”内你显得满腹经纶、自成一家，但“圈子”之外的人则完全可以对你不屑一顾、兴味索然。当今的马克思主义正面临严重的挑战，围绕着马克思主义有多少至关重要的问题需要回答，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必须瞄准这些重大问题。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有鉴于自己就“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教训，我终于在学界率先发出了“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引入到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去”的呼唤。 其三，不是以问题为切入点展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只是按照流派、人物和著作这一顺序“循规蹈矩”地进行研究。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潮，以流派、人物、著作入手加以考察，是最常见也是最容易出成果的一种研究方法。刚开始我也是这样去做的，后来我发现这样去研究作为一种“初级阶段”的研究或许有它的价值，但无论如何不可能达到“为解决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提供启示”这样一个研究目标。于是我自己向自己提出必须增强问题意识的要求，即以问题为切入点，在浩如烟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著作和理论观点中，紧紧抓住他们的著作和观点确实有着重大创见，并有着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关键问题展开深入的探讨。 其四，不注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做出价值评价，而只是停留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做一般性的介绍上。当国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还不甚了了之时，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代表人物、著作，以及一些基本思想介绍进来，是完全必要的，也确实曾经受到了欢迎。本人在上个世纪80年代所做的也就是这样的事。但后来我知道作为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其职责绝不仅仅在于“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而在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做出正确的价值评价。也就是说，要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有机地结合起来，强化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上的价值判断。我深深地意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难度，不仅仅在于通过阅读他们的外文原著来了解他们的思想，而且应正确地用中文把其表述出来，更在于如何运用正确的判断标准，对这些思想的是非曲直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