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几种范式及其得失 中国近二十年政治哲学的研究，基本上沿袭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套路，采用的研究范式不外乎“文本解读”、“以西解马”、“实践解读”、“基础研究”等几种，而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究竟应当做什么和怎么做的思考还很不深入或很不自觉。在如何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问题上，学界主要有以下五种意见：一是在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有的学者强调当代中国应建构微观政治哲学，“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于理性的危机而重新审视日常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时代，生活在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机制日益多元差异，非中心化的微观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结构日益发展凸显的时代，自觉地开辟微观政治哲学的领地，显然是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新发展”①；二是在理想层面与现实层面，有的学者强调应建构现实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王南湜先生是代表性人物，他有很多精彩论述②；三是在西方政治哲学话语与中国政治现实上，有的学者用西方政治哲学话语解读中国政治现实；有的学者主张从中国问题出发，“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端于经济体制改革，目前正在向政治和文化领域积极推进。在这个背景下，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系改革和建设的问题，必然成为重大的现实问题和理论前沿问题。在哲学上提出和回答这些问题，显然首先属于作为部门哲学的政治哲学研究的任务。”③；四是在问题讨论与建构理论体系方面，有的学者强调应当重视理论建构，他们提出：“建构一种哲学理论，最为重要的是两项工作：一是时代精神的主题化，即把时代性的最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升华为某种基本的哲学理念；二是基本理念概念化，即以逻辑化的概念体系表述相应的理论内容”④。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基本的研究框架体现为对作为政治社会本质的最高层面的价值判断和意义的研究，体现为对现实政治社会正当性的理性批判与价值建构”⑤；五是在学术意识与问题意识上，有的学者陶醉于纯粹的学术探讨，对当代“中国问题”不屑一顾。 我们认为，伴随世界范围内政治哲学的复兴，顺应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实际需要，哲学界关于政治哲学研究范式的讨论，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领域，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奠定了一定基础。但毋庸讳言，现有主要研究范式还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一是缺乏自觉的历史方位意识。学术研究应当自觉持有历史方位意识，本来应该不是问题。经典作家早已为我们作出了明确回答，舍此，既不可能产生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也不可能诞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学人，必须持有自己的贯通历史、时代与未来的历史方位意识，特别是研究中国问题、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更是如此。但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历史方位意识并没有成为学界的自觉意识，也没有真正融入和体现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一部分学者甚至反对学术研究应该注重历史方位意识。比如，一些学者政治哲学的非哲学化倾向较为突出，只为不具正当性的政治事物做无度辩护而缺乏应有的科学批判精神；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只有西方的思想、西方的方法、西方的概念才是最先进、最正确的，信奉机械的拿来主义，以鞭笞自己的民族与历史为快。等等。凡此种种，已经产生了十分严重的后果。二是缺乏清醒的问题意识。一些学者对建构政治哲学体系抱着浓厚兴趣，而对中国政治哲学必须关注中国政治现实问题显得不够；一些学者的论述充满西方政治哲学话语，但对西方政治哲学流派的思想实质缺乏真正把握，既未深入到真正具有普遍价值的层次上，也未认清当代中国政治哲学与西方政治哲学所要分析和解决的问题有很大不同。三是对问题存在的世俗基础缺乏深刻的剖析。任何问题的存在都有着复杂的世俗基础和现实条件，其中，现实的社会关系最为根本。马克思曾经指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⑥研究中国问题，必须深入中国社会深处，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进行深刻领悟，对中国社会特质进行深刻剖析，从而逐渐找准进而提出“中国问题”并逐步加以解决。 二、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政治哲学研究范式的必要性及其根据 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也有让国人警惕的“问题”，我们必须给以足够的重视和深刻的追问。所谓“中国问题”，就是立足当代中国历史方位，从历史的、全局的角度看长期制约中国社会发展命运的根本问题，也就是什么问题才是长期制约中国社会发展命运的关键因素。“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每个时代的谜语是容易找到的。这些谜语都是该时代的迫切问题”⑦。在当代中国，国家制度的安排、国家权力的运作、政府治理、政治体制及其运作等这些宏观政治因素对人的生活及其发展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必须关注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宏观层次，从哲学角度研究国家、政府及其政治结构问题；政治哲学的理想层面的确不应该忽视，但更应注重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政治哲学；权力结构及其运作方式的确十分重要，但仅仅采取“声讨”或停留在权力领域思考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还是不够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必须站在时代高度，立足中国实际，转换研究范式，自觉面向“中国问题”，确立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就是说，在政治哲学视域上，要从“低头钻研文本”向“抬头深入生活”转变，着眼研究我们所面临的感性的实践生活与现实人的生活世界，研究当代中国实践与现实的本质联系和规律，为政治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提供养料；在政治哲学作用上，从“注重六经注我”式的论证注解为主向“把握时代精神”式的理念引领为主转变，通过对时代本质、历史方位等的准确把握，从中抽象、提升出核心理念，上升到哲学思维方式层面，为人们的活动提供具有前导性的核心理念、思想与思维方式，以引领人们的活动；在政治哲学使命上，从注重“闭目自我欣赏式”的思维革命向确立“放眼中国问题式”的问题意识转变，强化批判、超越意识，为时代立言，为问题立法。 马克思哲学的本性要求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必须面向问题。政治哲学首先属于哲学，它应体现马克思哲学的本性。“哲学是在研究之后才谈论的”⑧所谓研究之后实质就是找准问题之后，因此，强烈的“问题意识”是马克思新世界观出场的基本路径。对其所处时代重大问题的不断追问，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导向和基点，这从马克思早期著作解读中可以明显而强烈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总是与时俱进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从来不是封闭在头脑中和书斋里的“思想革命”或“学术革命”，而是人们在“改变世界”的活动中并且为着“改变世界”的需要而不断进行的理论创造过程。马克思认为：“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到目前为止，一切谜语的答案都在哲学家们的写字台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来接受绝对科学的烤松鸡就得了。现在哲学已经变为世俗的东西了，最确切的证明就是哲学意识本身，不但表面上，而且骨子里都卷入了斗争的漩涡。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么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⑨恩格斯也论证到：“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⑩这即是说，哲学不是透明纯净的水晶宫里的向壁思辨，其生命之根深植于不断变动、充满矛盾的尘世生活之中(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