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8)11-0125-05 一、“隐性比较”和“显性比较” 作为一个年轻的学科，中西哲学比较可以分为“隐性比较”和“显性比较”两种基本类型。在西方哲学成为话语霸权的背景下，作为知识基础和价值底线的隐性中西哲学比较，中国哲学界都在用，从梁启超1902年第一篇介绍康德的批判哲学（他称之为“检点哲学”）并以佛教的概念、观念诠解康德开始，到1919年胡适用西方哲学的方法撰写第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再到冯友兰早年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和晚年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一直到目前中国哲学界（狭义的，指专事于中国本土哲学研究）从业人员所普遍使用的话语形式、分析方法、结构叙事，乃至最底层的观念支撑，都属于中西哲学比较的范围。尽管如此，但是，大家未必都能自觉意识到自己已涉足中西哲学比较，有的学者搞了一辈子的中国哲学研究，但就是不知道自己所使用的方法、手段来源于西方哲学，因为他从来不去反省自己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背景。而即使能够自觉意识到的，也未必都能坦坦荡荡地大胆承认自己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自己所依赖的学术背景属于中西比较范围。因为目前哲学界仍有一股很强大的势力在反对、排斥、拒绝乃至彻底否定中西哲学比较的可能与方向。 而所谓“显性比较”，财主要指能够明确把“中西哲学比较”当作一个相对固定的研究方向、学科建制或一种学术存在的一切努力。关于中西哲学的显性比较，早先是没人敢碰的，后来才逐渐有人去做。自西方哲学大规模进入中国的一百多年间，能够进行真正的中西哲学比较的学者，数量极为有限。随着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理解的加深，显性的中西哲学比较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与重视。在许多哲学人那里，显性的中西比较已作为正式的问题与课题被提上研究日程。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国内热衷于中西哲学比较的，往往是那些长期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中国学者，见之于专门论著的如张庆熊、张世英、张祥龙、王树人、叶秀山、邓晓芒、倪梁康、王庆节、李幼蒸、韩林合，其实更早的前辈也是这样，如金岳霖、贺麟、沈有鼎，他们的热情要远远高于只从事狭义中国本土哲学研究的学者们。个中原因可能在于，前者已经获得了一种异域的理论视野，在积累西方哲学知识、熟悉西方思想方法的基础之上，有能力、并渴望对自己的本土文化进行一种跳出中国看中国的超越性反思。 二、中西哲学比较的处境分析 中西哲学比较如果要作为一门特殊的学问方向，就必须被当作一种显形的比较，但它目前的存在境遇无疑是非常尴尬的。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1.学科建制举步维艰 在中国现有教育和研究的体制结构中，中西哲学比较是没有身份、没有地位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所确立的哲学一级学科之下的八个二级学科中，根本就没有“中西哲学比较”。所以，大学教育、研究机构的系所设置一般都不可能予以考虑。但这一情况近十年来稍有突破。1995年，复旦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招生率先在“中国哲学”专业下设立“中西哲学比较”方向，尽管每年都有新的博士生毕业，但真正敢于做哲学比较研究方向选题的博士论文，寥寥无几，他们所涉及的内容大多仍在传统的中国哲学范围内。上海社会科学院先后于1994年、2005年出了两本哲学比较的论文集，并于2003年将“中西哲学比较”设立为特色学科。2004年武汉大学成立了“中西比较哲学研究中心”，为校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于2005年才在“哲学”一级学科之下增列出“中西哲学比较”，作为九个二级学科中的一个条目。 2.话语转换困难 中国与西方（泛指欧洲与北美洲），属于不同语言区。一个是汉藏语系，一个是印欧语系。两大语系之间的翻译本身就存在着许多障碍与阻隔。汉语世界里的许多词汇和事物无法准确转译成印欧语系里的语言称谓，反之，西方哲学里的许多概念、习语也无法被准确地翻译成汉语文字。“哲学”概念原本就不是中国文化中的固有之物，而是来源于西学的，仅就“哲学”的翻译、学科的确立、内部思想观念的对应就足以在中国哲学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大致开始于2001年，直至今天仍未完全结束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讨论已经说明中西哲学之间实现从语词、概念到思想观念层面的转换的巨大困惑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 即便同一个名词、概念，譬如，道、仁、礼、义、物、气、理、形、超越、超验、存在、是、本体、直觉之类，在中、西哲学各自的语境中，都各有不同的含义与内容。而在中、西两边不同的哲学家那里，在同一个哲学家的不同思想阶段，同一个概念的含义都有严重的分歧。如何在它们之间进行比较、沟通，显然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甚至，中、西哲学之间话语转换的难度丝毫不亚于中医与西医之间的结合与过渡。 现代化运动以来，伴随着船坚炮利和资本扩张，西方的思想、文化及价值正在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渗透、蔓延。今天，西方哲学已经处于绝对的话语霸权的态势。于是，对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直至思想观念，作为弱势民族和落后国家的我们，到底是毫不犹豫地拿来就用，即直接让西方文化覆盖本土传统，因而完全屈服，还是力挽狂澜、奋起抗争，坚持民族自己的文化呢？或者是兼及二者？自清末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以来，到1980年代李泽厚的“西体中用”，中国人一直没有在理论上予以根本解决。其实，也不可能仅仅从理论上获得真正的解决，因为问题本身始终与当下人们的生存状态密切联系在一起。它绝不应该只是书生的一纸议论，而毋宁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一个涉及社会生存层面的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