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8)11-0121-04 任何有意义的比较都预设了比较得以进行的共有框架。然而，并非所有的比较都是有意义的。例如，一般来说，比较苹果和橙子就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适于这一比较的共有框架并不存在。要对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进行有意义的比较，也需要预设一个共有框架。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框架是什么。而本文认为这样一个共有的框架并不存在。 许多哲学家断言，比较哲学可以在一个同时超越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框架中进行。这个框架就是人类。它对任何哲学、传统或文化保持中立。它假设人们无论在何地、何时，无论如何生活，在哲学上他们都有普遍的问题和共同的关注，只是他们用不同的方法来处理。最终，最伟大的哲学家将找出唯一的方法来最好地处理这些问题。这一断言实际上来自柏拉图传统。看穿这点最容易的方法是讨论柏拉图的洞喻。 柏拉图认为任何特定的文化都如同洞穴一样。普通人居住在不同的洞穴里。他们的思想和实践都相应地被各自的洞穴所束缚。这些生活的不同形式是偶然的。其结果是，他们的世界观只是些意见。他们并不能辨识真理。因此，要认识真理并过上好的生活，哲学家们必须采取一切手段走出洞穴。这样他们就能进入柏拉图的天国观看善自身(the Good)和认识真理自身(the Truth)。这一隐喻曾经是西方哲学史的推动力。西方哲学家们曾试图克服所谓的偶然性以发现必然的和普遍的原则、理论和社会体系。例如在近代欧洲，理性主义和民主制就被视为柏拉图梦想的实现。无论他们持有何种想法，大部分西方哲学家，除了后现代主义者，都坚信他们迟早将会揭示柏拉图曾经的期望。然而，柏拉图的天国是柏拉图的形而上学构想。我们必须接受这一形而上学预设吗？ 关于这点可以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柏拉图的天国能存在吗？假如我们已经走出了曾经生活过的洞穴Ⅰ，现在生活在洞穴Ⅱ中。什么是洞穴Ⅱ？它只是另一个特定的洞穴或者天国。我们不可能生活在绝对的真空中。如果我们住在天国中，那么，是哪一个天国？基督教的、伊斯兰教的还是佛教的？实际上，我们总是卡在某一个洞穴中，不管它是什么洞穴。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脱离任何特定的历史、文化、社会、传统和哲学的洞穴，让我们能在其中探究宇宙和人类社会。普特南(H.Putnam)指出，人类不可能拥有上帝之眼，没有人能够走出他或她的肌肤之外去探究世界。简单说，任何人们藉以进行哲学探讨的框架都是偶然的、历史的、社会的。麦金太尔指出： 然而，越来越多的自由思想家，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 已经承认他们的理论和实践最终只是来自一个更加偶然地奠基和建立的传统，这一传统和其他如此与其竞争的传统相对立，和其他的传统一样，它宣称具有普世效忠的权利，但并不能逃脱自己也是一种传统的局限①。 相关的第二个问题是：哲学的两种不同框架是否不可公度？让我们假设任何特定的哲学都是偶然的。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不同哲学框架，例如英语哲学和法语哲学之间的共同性。我们或许可以说他们是可以公度的。另一方面，某些框架，例如古代中国哲学和古希腊哲学是如此相异以至于他们不可公度。如果他们不可公度，这是在什么意义上说不可公度？这一类型的不可公度性暗示了什么？ 要解答上述问题，我们将只讨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我们将其作为希腊传统在政治哲学上的范式。事实上，任何希腊哲学家都生活在城邦里。希腊城邦是世界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根据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ges)的研究，城邦的原初纽带一定是宗教。城邦先是一群共有同样的保护神祗的人们。亚里士多德说，“城邦是复合体，和其他整体一样由许多部分构成，公民正是构成城邦的部分”②。也就是说，公民原来是指那些通过参加宗教仪式崇拜城邦的神的人。非公民(non-citizen)，则是长期居民，访问者、女人或是奴隶，他们不能参加崇拜。因此，在古希腊，宗教确定了公民和非公民的深刻区别。请记住这一区别并不是涉及国王和他的臣民。 而且，公民乃是一个家庭的代表。这正是为什么亚里士多德说，“城邦乃是家庭和村庄在一个完美自足的生活中的联合”③。希腊的家庭也是由宗教统一起来的，宗教比出生、感情和日常需要更加强大。希腊语中的家庭这个词(Oikos)字面上指的是靠近同一个壁炉的一群人。这揭示了公民这一观念并不来自现代的个人主义，同样也与现代的人权概念无关。 最后，公民不仅仅是城邦宗教的参与者，而且他所有政治和公民特权都来自参与这一宗教。他因此能够参加集会并在集会上投票，担任行政职务，根据城邦法律作出要求。在政治活动前总是有一个宗教献祭。因此，没有人能够在不参加这样的献祭的前提下投身政治活动。因为这点；亚里士多德写道，一个非公民“就像一个没有部族、不受法律控制、没有壁炉的人”④。简单来说，对希腊人而言，在实践生活中没有比公民权更珍贵的东西。这一希腊人的简单实践成为了希腊政治哲学的基本预设：公民共享在城邦中进行统治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