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08)06-0065-05 伴随经济技术理性的张扬，人类克服外在力量束缚的能力迅速提升。现代性通过对传统权威、观念和制度的强势压迫，带来物质的丰裕和思想的绽放。然而，像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现代性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也孕育了背叛理想目标的对立物，理性在僭越中不断将自己推向极端。现代性同样没有摆脱历史的悖论，冲突、战争甚至罪恶对人类文明的销蚀使其正逐步演变为异化的现代性。 一、现代性异化批判 异化的现代性，简单地说，就是现代性日益展示了强大的理性，却丧失了人类的基本价值和意义追求。当人类揭开上帝神秘的面纱之后，理性从此也摆脱了论证上帝崇高、压制个体感性欲望的奴仆地位。可是，在理性驱使下，人类将发展的目标定位于欲望的不断满足和实现，而欲望本质的无限性却使人类的这一“理想”陷入了恶性循环。于是，当欲望的是否满足成为衡量现代社会发展的标志时，社会进步也就带有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马克思虽然不是最早发现现代性异化的人，但是却是最早从揭示其内在的矛盾入手对现代性展开批判的人。在关于现代性的诊断中，他首先给出了现代性的异化征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四个方面描述了现代性异化的表现形式，即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本身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异化，人与人的异化[11](P120)。与启蒙运动以来从形而上学出发研究社会的思维方式不同，马克思不但指出了现代性异化的病症，而且给出了现代性异化的病因。他从可以经验地观察到的现实个人的感性实践出发，从三个批判视角揭示了现代性异化的原因：(a)现代性的制度性批判。马克思认为，“现代性的悖论”并不意味着现代性承诺的关于人和社会的价值理想已经失效，更不意味着现代性全然失去进一步发展的潜力，而只是表明人们赖以实现这一价值理想的方式和途径出了问题。马克思首先从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遍的商品关系入手，从商品、劳动的二重性出发，得出了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的结论。接着又从剩余价值规律出发，马克思研究了资本积累的实质和一般规律，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形式及其不可克服性。因此，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的价值理想虽然最初是由资产阶级提出的，但资产阶级所有制所造成的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却成了阻抑现代性的潜力得以实现的最根本障碍，是导致“现代性悖论”的最深刻根源。(b)现代性的历史性批判。马克思认为，现代社会是资本全球化的一种结果，资本永不停息的运动方式造成了现代社会的动荡不安，变动不居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之一。在他看来，对于剩余价值的无止境的贪欲使资本充满了不断膨胀和扩张的冲动，它力求冲破各种地域的限制，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寻求更大的空间。因此，随着资本全球化的运动，异化的现代性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逻辑也就成为必然。(c)现代性的合法性批判。现代性的宏大话语体系并不像它所声称的那样具有“普遍性”，“理性王国”的价值理想承诺也不像它所宣称的那样绝对有效。在现代性话语霸权的承诺背后，深深蕴含着一种特殊主义的、非理性的权力关系，它体现的是特殊者的特殊利益，贯彻的是特殊者的特殊意志。因此，现代性的自我标榜实质上是一种充满压制性、排它性和垄断性的话语专制。 对于现代性异化现象，马克斯·韦伯从“天职观念”世俗化的视角解释了现代性异化的形成。在他看来，作为新教伦理的核心思想，“天职观念”的世俗化使得世俗生活日益趋于条理化和系统化，“职业劳动领域内部的互动在道德层面上变得中立了，以致社会行为可以脱离规范和价值，转而从工具理性出发各自追逐自己的利益”[2](P216)。于是，这种“道德层面的中立化”成为现代生活与传统生活的根本区别，“工具理性”逐步制度化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诚如韦伯分析的那样，在劳动生产方面，“工具理性”要求有计划地分配和运用资源，以成本概念生产商品并在市场中进行交换，生产不再只是为了维持必要的生活，而是经过有效的计算与管理来求取经营利润的最大化。在政治法律方面，“工具理性”的绩效原则摒弃了政治和法律的道德立场，把政治和法律理解为纯粹中立的实证性系统，从而使人们的行为仅仅建立在纯粹功利计算的基础之上，不再承担道德上的责任。因此，韦伯得出结论，合理化在使“工具理性”获得解放与扩张的同时，也使新教伦理的价值理性被抛弃了。“工具理性”的绝对化造成了对新教伦理的严重破坏，这种破坏体现在道德实践的合理性在它得以发生的社会中无法获得制度化。“工具理性对道德生活领域的侵袭与宰制”，最终导致意义和自由的丧失。 哈贝马斯承继了马克斯·韦伯关于“工具理性对道德生活领域的侵袭与宰制”的命题，提出现代性异化的根本成因在于“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的论断。他认为，“系统与生活世界的脱节，在现代生活世界之内，首先反映为物化，就是说，社会系统明确地突破了生活世界的视野，脱离了日常交往的实践”[3](P229)。在他看来，现代西方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社会系统”和“生活世界”的严重分离。从进化的角度看，“社会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分离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当现代社会系统都指向有效率的运作和以最少的资源获得最大利益的意图，都以金钱和权力为媒介时，问题就出现了。在现代性的扩张过程中，“工具理性”无所不在地控制了生活的各个方面：非经济效益层面的东西为工具理性所控制；金钱和权力演变为主要控制力量；原是生活世界不可替代的整合媒介——语言也被纳入报酬与惩罚的单向度思考手段中。这样，系统的过度膨胀导致生活世界减少了以交往行动的符号互动为中介的再生产，人们习惯以“工具理性”作为一切社会生活的原则，并开始把周围的环境甚至他人当作一种工具和手段。于是，生活世界逐渐在系统机制的日益膨胀中萎缩成子系统，系统机制形成了独立的操纵能力。因此，哈贝马斯断言：当今威胁人类和社会的，主要不是经济剥削或者政治专制和意识形态，而是经济和行政系统侵入生活世界、社会的各种关系中，生活世界的结构受到破坏并由此推动其独特的人性，这就是通过交往行动而形成的生活世界不断屈服于独立自主的、严密组织起来的行动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