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08)11-0062-06 一、问题的提出 在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过程中，学界已经在开始讨论建构一个具有内在分析性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重大问题[1]，如有人明确提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2]。然而对为何需要以及如何可能实现这一目标？实现这一目标到底以什么为学术资源以及由此决定的逻辑进路问题却还有待深入追问和研究。我们认为，讨论中的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需要确立两大“内在性”问题：(1)将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和所蕴含的中国化的哲学新思想等整合为具有内在统一和分析性的哲学实质与形式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就需要持之以恒地深度追问“源”与“流”的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如何实现批判、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而既涉及到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又关系到如何理解和认识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和所蕴含的哲学新思想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文化的关系。有学者直接将研究“三大理论成果”蕴涵的哲学思想作为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一大重要环节[3](P44)。(2)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中国化过程中的核心和统摄地位。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呈现出整体推进的态势，产生了各个领域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及其成果只是其中一个部分。根据哲学本身的根本性普遍性特点，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中的核心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该处于这一理论进程的核心和统摄地位，并直接影响和统摄着马克思主义其它方面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该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方面成果为直接理论资源的哲学提炼和升华。这两大“内在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必须始终追问的复杂性难题，它也直接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两大“内在性”学术资源和由此决定的逻辑进路。 必须明确，对这两大“内在性”问题的解答将不仅直接影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逻辑进路即方向、进程和目标，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终成果是否能够以及如何继承马克思主义真精神，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实现真正的理论发展和创新也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解决这两大“内在性”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一步研究来说也至关重要。毫无疑问，由马克思本人所开创的科学世界观、基本原理和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当然的学术资源之一，它也是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直接理论前提、基础和内在逻辑进路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源”与“流”的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是讨论第一个“内在性”问题的基本前提。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民族化、时代化和具体化的理论诉求，其学术资源和逻辑路径还必须拓展。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推进过程已经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各个领域的中国化，产生了丰硕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这些成果应该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直接的学术资源和逻辑基础，对各个领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进行哲学提炼和升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内在逻辑进路的根本方面，即作为理论整体中国化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可见，最终建构具有内在分析的哲学实质与形式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性工作需要深入细致地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过程的这两大“内在性”问题。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的哲学品质来看，这两大问题具有辩证的统一性。没有对第一个问题的始终如一地深度追问和科学解答，最终要实现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很难保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形式，即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基本原则和本真精神。没有对后一问题的深刻地整合性研究与哲学的提炼和升华，也就无法确保要建构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内容，而没有各个领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作为直接理论基石，期待建构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陷入纯粹的抽象哲学，也不可能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实质。因此，对这两大“内在性”问题的解决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实质与形式的内在同一性的必然要求，对它们的深入细致地研究也就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进程的两个方面或环节，二者的进程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辩证过程。可见，学术层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实上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 然而，今天在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如何实现中国化的过程中，着力较多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与中国哲学、现代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中国学以及其它新兴学科部门的融合共生问题。这个问题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外在性”方面的重要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际过程和理论目标都决定了不仅“内在性”问题才是根本性问题，而且研究的推进思路必然是以内为主、内主外辅、由内而外、内外结合，因此需要正视并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这两大“内在性”问题。 二、何以需要与何以可能：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学术诉求 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和所蕴含的哲学新思想是不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目前对这个问题还未作明确区别和深入探讨，常见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混用或等同使用。实际上，这两个概念在学理上应该有实质性的内在差别。我们称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和所蕴含的哲学新思想等为具有本民族特性和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它们是否也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呢？这后一个问题就比较复杂，需要作具体的学理分析。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实上存在着实践、理论和学术三个基本层面，因此就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政治层面和学术层面及其相互关系的区分[4]，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版本和理论版本及其相互关系的辩明[5]，或者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党的指导思想形态”和“学术研究形态”的不同存在形式[6]。其中实践版本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与实践，理论版本的现实化形态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党的指导思想形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版本的学术化形态即学界正在讨论构建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因此，为了在理论上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理论与实践的极为复杂的关系，有必要将理论版本的学术化形态直接指称为相对独立的学术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样处理不仅使得表述更为方便和准确，而且也有利于掘进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本文将建立在实践版本和理论版本基础上的学术版本确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三个版本，即学界正在探索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形态，也即本文所称谓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①。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该有三个版本，其中实践版本和理论版本是一种现实化形态，学术版本是一个未完成的计划[1]。我们可以把中国共产党哲学思想视为理论版本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版本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源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经验总结与理论升华，具有鲜明的方法论特征，也即其核心是直接指导实践的思想路线问题。但是，对应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术版本，作为与实践直接融为一体的理论版本的中国共产党哲学（这也是其很大的优势所在和重要特征之一），它们还缺乏严格的学术性和内在分析性，或者说与学术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形式与实质还有距离，它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实际应用形态[7](P304-314)。因此，有人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又是难以成立的[8]，甚至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政治层面的中国化已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飞跃，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还不能说已完成了一次飞跃[4]。目前学界基本上认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之一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说是以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介的[9](P10-11)，有的还认定从李大钊到毛泽东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继承的是列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10](P44-45)。总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本人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关系就需要更进一步的深刻反思，这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从学术层面来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无条件等同，当然也就不能混用。目前，学界主要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版本和理论版本，而对于学术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因此，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整合、提炼和升华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既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与形式又具有民族特性和时代特性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确是一个远未完成的计划，“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构成这一计划的直接研究对象。当然，客观地看，这三个版本各有优势和特点，同时也各有不足之处，它们之间需要形成“内在”地辩证运动，特别是三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和渗透、相互制约和真诚地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