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中国哲学语境里，“对话”是一个时髦的学术姿态。这种“哲学对话”的主旨实乃缘于近代中国的学术主题，即“东西问题”与“古今问题”②。在如此哲学对话中，我们有以西释中之方法，有以中拒西之态度，也有以今评古之视阈，还有厚古薄今之情怀。观今日哲学话语，可以看到，有以西方哲学的本体论、知识论、存在论、生存论等思维预设框架为中、西、马等“在中国”的哲学思想资源进行“井田制”划分的；也有为保住中国文化精神血脉，力拒西方哲学的强势话语，循儒、释、道、宋明道学、明清朴学之学脉，力建中国哲学之话语的；也有努力开辟“第三条道路”③的。“哲学”乃西语东来之物，其意义涵项并非仅依某些哲学辞典的词句翻译和解释所能够涵括，要把握其内在思想的奥妙，则需进入西方哲学的传承史中，去体会哲学在西方文化中作为“存在”的意味。如此，才可能进入“哲学对话”的语境，才可能确立我们的对话态度，才可能论说“哲学”对于我们是否“合法”。本文试图以人类的“思想一般”为参照，对西方哲学语境内可能的哲学谋划方式进行梳理，在哲学作为“解释”的知识论的视阈中，来看待哲学的“划界”与“通达”之可能。藉此为我们的“哲学对话”确立一种思想参照。本文认为，在西方哲学史中，哲学作为一种“解释”性的存在方式，实为哲学家们在人作为人的存在中的“哲学谋划”，这些“哲学谋划”实难以走出“逻各斯”的知识论边界。所谓哲学问题就是这些不同的哲学划界方式的自身疑问，可以说，哲学的划界就使哲学作为“解释”在知识论的悖论命运中，不得不走向自身的消解。所以，“哲学谋划”的可能也就是哲学本身的界限确定，因而哲学作为“解释”，可以是建构的，可以是怀疑的，可以是消解的。可以说，哲学谋划的各种方式之间的博弈就形成了西方哲学问题在哲学划界中显现的演化逻辑。 一、“解释”性的哲学谋划方式及其可能 西方哲学与我们所说的“中国哲学”④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哲学往往从某种预设出发，依据某种人的存在作为“类”意义上的精神需要，以及“以知为信”的原则，以历史的存在为文化背景，来确定某种解释性的前提预设及其意义，如此构成了在“前提预设”笼罩下的哲学问题域，从而构成一种哲学谋划。这些哲学谋划都以“解释”的可能与否作为基本问题。可以说，尽管有的哲学宣称要“消解”某种既定的原则和标准，实际上，这种自称的“消解”本身也是以对“无”前提的设定为前提的⑤。所以，如何构造哲学的解释性前提，就成为西方哲学“解释”性哲学谋划的基本态度。 为了分析西方哲学历史中各种哲学谋划方式的可能，需要确定如下三个分析的前提和语境。 第一，我们认定西方哲学的意义界就是“解释”。纵观西方哲学的历史，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十一条，对历史中的哲学画像的说明是有见地的。“以往的哲学家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⑥对“解释”和“改变”这两个词的意义，哲学界已有很多研究，如何从“解释”进入“改变”并不是哲学自身就能解决的问题。“改变”作为“实践”也是作为一个“概念”在“解释”。我认为西方哲学在思想史的逻辑上，就是以“解释”作为哲学的存在意义。也就是说，哲学的存在方式就是“解释”。 第二，哲学的解释是为了解决“何以为信”的问题，西方哲学崇尚的是“以知为信”，所以，西方哲学的“解释”是处在“知识论”的围城中的。即使是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也是以“信”为目的的“知识论”式的逻辑论证，即在“本体论”式和“宇宙论”式的证明中，合逻辑地确定上帝的存在。 其三，西方的“解释”性哲学，是以“是”(Being)为叙述工具的。从西方哲学的现代语言转向回溯其因缘，在西方哲学的诞生处已经孕育着这个转向的文化基因。也就是说，西方文化的存在形式只能是从拉丁语传承下来的西方语言，这种语言的根基是Being。在这种语言中所形成的语式是“是什么”的问答逻辑。而从“是什么”如何走进“是”本身是这种语言不可逃避的悖论。可以说，在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懒惰的上帝只给了人一套“是什么”的以“Being”为特征的语言系统，所以，人类离不开“是什么”的语式规定。 如果对这三个前提预设可以有一个相对共识的话，那么，对西方哲学作为“解释”性的哲学谋划方式的分析，就可以在古希腊哲学的问题逻辑中得到一个大致的轮廓。因为在西方哲学历史研究中，有一个习惯共识，就是一切哲学问题都可以在古希腊的哲学思想中找到原型。有言曰：“西方哲学就是柏拉图哲学的注解”；也有这样的说法：“西方哲学说的是希腊语。”所以，古希腊哲学作为西方哲学的思想胚胎蕴含了后来的各种哲学谋划的雏形和可能。借用解释学的场景还原方法，到古希腊的生活场景和思维习惯之中，来考察西方哲学谋划方式是如何发生的，可能是一种精神解剖的捷径。 在古希腊哲学中，哲学问题依赖于哲学的发问方式，有什么样的发问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哲学问题。从米利都哲学三杰，赫拉克里特、毕达格拉斯、爱利亚学派的哲学思辨，到智者学派的消解性思考；从柏拉图的理念之国，到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体系，都以不同的方式提出了哲学问题。从哲学问题的演化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三种谋划方式或思考类型，即：宇宙论、本体论、怀疑论。这些哲学的谋划方式都是出于哲学的原始发问。所谓哲学的原始发问是希腊人对于存在以“是什么”的方式进行的解释性发问。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一方面都在追寻说明世界万物存在的根据（始基、本原、理念、本体）；另一方面又都在用“是什么”的言说方式，试图对那个本原或本体说出“是什么”。这种悖论窘境构成了古希腊哲学的基本问题。可以说哲学的三种谋划方式就是由这个悖论划定的，也就是我们如何说清楚这个世界，我们能否说清楚这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