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194(2008)04-0001-08 有许多概念特别是哲学概念，都不是只有单一含义，而是在其发生和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其他的“含义”、“涵义”或“意义”。“本体”和“本体论”就是这样的概念。 在中国研究哲学史特别是从事比较哲学研究的人们，容易陷入两个误区：一个是用西方的哲学观点、哲学范畴和哲学思维逻辑评述乃至指责中国哲学，此谓“以西方格中国”；另一个是用中国的哲学观点、哲学范畴和哲学思维逻辑来谈论西方哲学，这叫做“以中国格西方”。在本体论研究中，比较常见的是第一种，即以西方的哲学作为标准来“格”中国哲学，认为中国哲学不存在真正的“本体论”，极端的观点甚至认为中国根本没有本体论，甚至根本没有“哲学”。当然，这种观点在今天已经不值一驳，因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既然中国也有自己的“时代”，就必然有自己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既然任何哲学都不能回避“本体论假定”或“本体论承诺”，那么中国哲学也就必然有自己的“本体论”。只不过中国的“本体论”与西方的“本体论”具有不同的概念范畴和不同的思维逻辑罢了。 某些认为中国没有本体论的专家学者否认中国古代哲学的本体论思想，也否认中国文字中的“本体”概念与“本体论”有联系，指责他人“在中国哲学的典籍里寻章摘句”，而笔者认为，要在中文的语境里谈论“本体论”，还真的不能避开在中国哲学典籍里“寻章摘句”，因为它们是驳斥“中国古代哲学没有本体论”说法的证据之一。应该承认，无论人们如何界定，今天的“本体”和“本体论”是中文概念，使用这两个词的中国专家学者是在中文的语境里来理解它们的。因此，我们对这两个概念的考察，就不能完全根据与之对应的所谓“外文词”来定义，而必须放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中进行“观照”。尽管最早的时候它们的出现也许是为了翻译外文词汇的需要，然而一旦成为中文概念，则有了中文概念的特有含义。因此，本文着重从这两个概念的本义出发，探讨它们在今天的中文语境中的“转义”，而“转义”在广义上又可以称为“通常义”、“引申义”、“解释义”、“现代义”等等。 一、关于“本体”的中文辞源 有可靠的资料表明，中国最原始的造字之列中就有“本”和“体”二字。关于“本”，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已经出现，《大雅》中说：“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这里的“拨”同“发”。“本”的最初始含义是指草木的根、干。《庄子·逍遥避》中的用法与此相同：“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臃肿而不中绳墨。”有的典籍中出现了用草木的道理比喻社会人事的说法。例如《左传·文公七年》中说：“公族，公室之枝叶也，若去之，则本根无所庇荫矣。”这里直接出现了“本根”的提法。那么，“本根”又指什么呢？《庄子·知北遊》说：“六合为巨，未离其内；秋毫为小，待之成体；天下莫不沉浮，终身不故；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悯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万物畜而不知，此之谓本根。”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原来作为草木根、干的范围，而具有天下万物根据的含义。在先秦典籍中，“本”除了作为草木的根干这一基本义使用外，其最常见的用法就是把它作为事物的根据、根基或主体。《易经·乾》中说：“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论语·学而》中孔子说：“君子务本”，《商君书·定分》中说：“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许慎《说文解字》对“本”的解释是：“木下曰本，从木，一在其下。”在中文里，经常“本”“末”连用，意指树木的根和梢，比喻为事物的始终、主次，也代指农业与工商业的关系。“物有本末，事有始终”（《大学》）；“以本为精，以物为粗”（《庄子·天下》）。《易经·系辞下》说：“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荀子·礼论》说：“本末相顺，始终相应”。可见，与“本”相对应的是“末”：“木上曰末，从木，一在其上”（《说文解字》）。此外，“本”还可引申为如下含义：本来的，如本意、本质、本色、本能等等；中心的，如本部、本题等等；自己一方的，如本国、本地、本人等等；当下的，如本朝、本日等等，并产生了“本领”、“本事”等表示特殊技能的转义，但其“根本”的含义仍在草木。草木都是植物，由于粮食生产主要来自种植业，因此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草木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根本依靠，种植业的地位在以农业为主的民族、国家中的地位是无可比拟的，是农业社会赖以为生的“根本”。“本末”的关系是：末死本存，本在末荣。对“本”的重视，是农耕社会中哲学研究的一大特色。 关于“体”，中文繁体字为“體”，从骨豊声。体的最初始意义就是身体、人体。《礼记·大学》中说：“心广体胖”，《论语·微子》有“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之说。所以“体”首先是与人对自己身体的直接体验有关，“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能近取譬”，是中国先哲创造哲学范畴和建立哲学体系的基本方法。因此，与身体有直接关系的感受和体验最能成为哲学家关注的对象就不奇怪了。在先秦典籍中，“体”还兼有“实体”、“形体”、“形状”、“卦形”、“卦状”之意。《易经·系辞上》说：“故神无方而易无体”，意即“易”和“神”一样，是一种无形的存在，换句话说，有形的存在才能谓之“体”，那些无形的存在是无“体”的。《尚书·金滕》载：“公曰：体，王其罔害”，这里的“体”是“卦形”、“卦状”之意，意思是这种卦体无害。但是先秦关于“体”的用法也有一个从具象到抽象、从特殊到普遍的过程。《荀子·富国》说：“万物同宇而异体。”这里的“体”还是指事物的形体。而《荀子·解蔽》说：“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这里的“常而尽变”之“体”，已经超出具体事物形体的含义，成为抽象意义的范畴了。与“体”对应的是“用”即“功用”、“作用”。中国从古至今都非常重视事物的功能和作用，无用的东西是不可能受到人们关注的。但是和“体”相比，“用”始终是第二位的，是间接的。“用”再重要也是为“体”服务的，是要以“体”为根基的。这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特点。 “本”与“体”连用，构成“本体”，成为一个哲学范畴，是中国先哲的一大发明。据专家考证，“本体”二字连用很早就出现了，大量使用则是在宋明理学中。“本体”最早的含义是“本来面目”、“本来状态”的意思。三国时阮籍在《乐论》中说：“八音有本体，五声有自然。”但概念的发展很快就超出了其初始含义而具有了“根本性状”、“根本依据”、“根本源泉”等意义。西晋司马彪在《庄子注》中说：“性，人之本体也。”[1]312这里的“本体”就含有“根本性质”、“根本依据”的意思。唐代佛教经典《大日经》有“一身与二身，乃至无量身，同入本体”的说法，这里的“本体”已经超越了“有形”的事物而进入“无形”之境。及至到宋代，“本体”已经成为哲学界普遍通用的范畴而频繁出现在各家各派的著作中。张载在《正蒙·太和》中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在这里，“本体”指天下万物本来恒常的状态，因而具有最抽象最普遍的哲学范畴的基本属性。大理学家朱熹讨论了“性之本体”、“形器之本体”、“天理自然之本体”：“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体，其实一理也”（《论语集注·公冶长》）；讨论了“心之本体”：“虚灵自是心之本体”（《朱子语类卷五》）。朱熹认为“理”是“本”，“气”是“具”，即认为抽象的“理”是万事万物生成的根据或本原，而“气”则是事物生成的材料、物质。朱熹还用“理一分殊”来解释事物的本质与现象的关系，已经深入到“本体论”哲学的底蕴。到了明代，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系统地论证了“心之本体”就是“良知”：“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儒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传习录·上》）笔者认为，之所以“本体”一词在宋代以后得到特别的重视，与宋明时代中国哲学抽象程度的提高有很大关系。邓晓芒先生说：“宋明理学家在形而上的抽象理论方面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大的飞跃，他们开始意识到，单用一个‘本’字或‘体’字已不足以表达形而上的最高哲学含义，因为它们单独来看都具有相对性。”“把‘本体’一词提出来以区别于单个的‘本’或‘体’的必要性，它表达的是‘作为根本的体’。”[2]这是很有见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