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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爱智慧”。这表明哲学起源于人类对智慧的热爱和追求。而汉语中的“哲”字与“智慧”的意思最为相近。如中国古代经典《尔雅·言音》中说：“哲，智也。”另一经典《尚书·洪范》在谈到人生“五事”时也说：“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其中“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把善于观察、倾听、思考，看作是人的聪明睿智。在这样的语言文化背景下，将西方的“爱智之学”翻译成中文，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哲学”——“智慧之学”或“追求智慧之学”。这也就是“哲学”中文名称的由来。 然而，用“爱智慧”来界定哲学，固然能够说明它的起源和宗旨，却未必能够准确地说明它的涵义和特征。因为在现实中，必然要进一步涉及对“智慧”的理解和把握：究竟什么是智慧？它的内容、标志和途径何在？“爱”智慧、“追求”智慧，是否就一定能够拥有智慧和代表智慧？它们之间是怎样的关系？等等。一旦进入这个层面，对智慧乃至哲学理解上的分歧就会立即表现出来。公元前5世纪在希腊曾经出现过一批“智者”(Sophist)，他们是一些教授修辞学、语言学的教师，把传授语言、修辞、演说和辩论作为自己的职业。由于这些“智者”们的某些表现显得过于强词夺理或浅薄浮躁，让人们觉得似乎智慧仅仅在于能言善辩，智慧只是一套话语的技巧和舌辩之术，就难免引起反感和轻视。因此“智者”后来成了一个带有贬义的名词。 大智慧和小智术的区别何在？究竟怎样才是“爱智慧”？“智慧”究竟何在？进而“哲学”是什么？这些问题不能不引起进一步的批判性思考。后来的思想家们依据对历史和现实、思想和实践的观察反思，不断地进行着深入的概括和总结，就此纷纷提出了各种新的定义或界说。例如： (1)“形而上学说”认为，人类的最高智慧在于把握一切可感觉事物背后的终极原因和原则，哲学就是关于“作为是的是”的科学； (2)“世界观方法论说”认为，哲学的智慧在于获得关于世界人生的普遍性知识和规律性认识，构建或表达关于世界或宇宙整体的完整而系统的观点、观念和一般方法； (3)“认识论说”认为，上述说法难以避免独断论的结果，哲学事实上只能提供人类认识和把握世界的方式、过程及其成果的理论前提和根据，所以哲学就是认识论； (4)“思维方式说”更进一步把智慧归结为人的思维能力、方式和方法，把哲学看作是关于人的思维方式的学说； (5)“价值观念说”则基本否定了智慧中的知识化取向，而是强调：哲学不同于具体科学的使命和意义，不在于提供知识，而在于提供并说明人类应有的价值观念系统； (6)“文化批判说”与价值观念说相近，但它更注重强调：哲学的智慧在于对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综合考察、批判、超越和重新建构； (7)“人生境界说”则把重点放在哲学与人生的直接联系上，认为哲学是思考着、追求着的人生所具有的一种自觉的高尚的精神境界； (8)“语言分析说”主张摈弃抽象玄远的解释方式，抓住人类思想和智慧的载体——语言进行实证的分析和操作，认为这才是哲学的本质面貌。 关于哲学的界定还有许多，现在也仍然有人在不懈地探索着新的界定。这里列举的，只是从理论层次上看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的几种。不难看出，这些界定不仅分别突出了有史以来哲学所关注的那些普遍性基本问题，从而覆盖了哲学所包含的各个主要领域，而且它们之间的次序，也多少与哲学随着历史发展而发生重心转移的过程有关。 然而，上述每一种界定都无法被看作是关于哲学的唯一的或标准的界定。在现实中，由于每一种界定都会遇到从哲学上对它的根本质疑、否定和超越，因此似乎没有一种概括和回答足以令所有的人满意或信服。这个现象一直困扰着许多人，以至于有的哲学家宣称：自己做了一辈子哲学，到头来却说不清楚究竟什么是哲学！ 那么，关于哲学是什么的问题，究竟是否能够作出比较清楚的回答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也需要是肯定的。理由很简单：哲学是人类自己所为，所以人类必须而且应该能够说明它；我们对于哲学的理解不能永远停留于无休止的盲目状态，否则将意味着哲学本身的终结和死亡，这也将是人类智慧的耻辱。 但是，理由的简单不等于理论的简单化。为了得出“合理”的答案，我们必须要尊重已往的历史经验，对自己期待的目标进行反思。比如：我们有理由地、合理地期待的“答案”或“比较清楚的回答”本身是什么意思，它应该和能够有什么样的要求、什么样的标准，等等，对这些问题应该作出必要的澄清和交代。基于这一点，就有必要从区分“学科”和“学说”开始，着眼于哲学学科意义上的界定与学说意义上的界定，然后再对各种不同的界定加以分析、比较、综合，以求进一步作出概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