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O-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8]11-0023-06 1.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范式是否恰当，将直接决定着马克思哲学的研究水准。我们以往之所以在马克思哲学的研究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局限，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缺乏对研究范式的足够反省和恰当选择。因此，讨论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范式问题，具有某种前提意义。 2.首先需要说明，本文打算探讨的主要不是马克思本人的哲学研究范式，而是我们对于马克思哲学进行研究所应采用的范式。当然，前者对于后者无疑具有启示和借鉴价值。按照不同的标准、不同的视角，可以将研究范式作不同的归纳和分类。就国内的马克思哲学研究现状看，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可以大致划分为三种范式：“学理阐释”、“文献考证”、“现实引导”。应该说，在马克思本人的哲学运思中，这三种研究范式曾被综合而娴熟地应用过。马克思深厚的德国古典哲学造诣和修养，使其能够拥有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思辨优势，为他的学理阐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马克思处理文献资料的严谨精神和辨别能力，使其哲学建构获得了可靠的资料占有和征信的功夫。马克思在批评黑格尔学派时指出：“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①。之所以遗忘这种联系，当然是由他们哲学的意识形态性质所决定的。马克思的哲学使命不是在推翻现有意识形态的基础上重建一种新型的意识形态，而是揭露全部意识形态的秘密，并为颠覆一切可能的意识形态准备条件。这就决定了马克思必须立足于现实并从现实出发来进行哲学运思。马克思的确有着自己的强烈的问题意识。然而，对于马克思哲学来说，什么才是“真”问题？“问题”并非书斋里的思想家们逻辑推演的产物，亦非革命家们头脑发热的结果，而是时代的召唤和反映。“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②。因此，马克思的问题意识是以时代意识为前提的。青年马克思就曾说过：“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③。因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④。在他看来，理想状态的哲学应当是“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⑤。前马克思的哲学也运用“学理阐释”和“文献考证”范式，只有“现实引导”范式才最为本真地体现马克思的运思方式和研究风格。作为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者，我们需要借鉴和继承马克思的研究范式，并自觉地将其贯彻和应用于对马克思哲学本身的研究当中。除了需要以学理阐释和文献考证的功夫进行马克思哲学的研究之外，还需要秉承马克思哲学的现实批判精神，立足于我们自己的此在性的时代，去创造性地诠释马克思。 毫无疑问，不同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彼此间的互斥具有绝对的意义，只能是绝对地不相容；相反地，这种互斥性仅仅带有某种相对的性质。对于共同建构“马克思”，使其本真状态再现出来，它们有其各自不可替代的作用和独特的贡献。不同范式之间既具有相互排斥的一面，同时又具有相互补充的一面。在这个问题上，陷入知性式的互斥是危险的和有害的。 应该说，每一种范式都潜含着走向异化的危险和可能。这种异化主要表现为研究范式陷入自我独断，并因此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从而沦为门户之见的渊薮。其实，任何一种范式都不可能是自足的，其合理性总是有限度的。它是否成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自觉地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倘若缺乏这种自觉意识，就难免走向狭隘、封闭和庸俗。如何防止和克服异化，是每种范式都始终面临的问题。 3.“学理阐释”范式长于逻辑的演绎和义理的揭示，其优点是“以经解经”（内证），强调马克思思想的互文性、意义的自足性，在思辨的纹理和网络中建构其哲学的意义世界，从而保证了可靠性。它的特点是富有理趣，能够获得一种逼人的逻辑力量。这也正是马克思在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理论只有掌握群众才能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有说服人才能掌握群众，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理论的“彻底”必须体现在它的逻辑的完备方面。如果缺乏逻辑上的自洽性，就不可能成为“彻底”的“理论”。这一特点，也是最适合哲学思想的领会和阐发的。倘若离开了这一层面，哲学就将不成其为哲学。无论是文献考证，还是现实引导，都可以被用来做其他领域的学问，它们不足以作为哲学之为哲学的标志。 在哲学研究中，我们永远都无法拒绝和回避“虚会”或曰“遥契”（孟子所谓“以意逆志”）的方法。这是体现学理阐释范式的最为重要的方法。熊伟曾发出如此感叹：“老子和海德格尔，前后两千年，相距两万里，然却无碍运思的人年逾古稀还不得不去译读那可望而不可即的中文，以求打破写诗的人的寂寞，岂不怪乎？！”⑥这样两颗具有诗性智慧的伟大心灵，相差如此遥远的时空距离，却能够心心相印，道理安在？除了“东圣西圣，心同理同”，人们能够找出什么文献学上的“证据”？在隶属于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时代的哲学思想之间的贯通，恰恰发生在貌似最不可通约处。倘若拘泥于文献学上的证据，必然被“文献考证”范式判决为“误读”。殊不知，在这种所谓的“误读”之处，正是“心同理同”所在。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形下，文献学方法所能捕捉到的只能是“言传”之表象；在“不可言传”处，文献学就无能为力了。倘若离开了“虚会”的功夫，何以能够有海德格尔同老子之间在思想上的如此通达之境界的开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