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中国在国外的留学生中,有70%是通过新东方走出国门的。那些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的新东方弟子,也许根本想不到他们的校长——我,俞敏洪先生,两次高考都在英语上走了麦城,遭遇“5分滑铁卢”。 第一年高考,我英语考了33分,离录取分数线差了5分,于是我回农村干农活去了。我边干农活边自学,当时农村还没有电灯,我每天在煤油灯底下学。第二年参加高考,我进步了,英语考了55分,但是我报考的那所学校的录取分数线也涨了——60分,结果又差了5分。面对接连失败的儿子,我母亲想方设法为我联系了城里的补习班。去城里补习前,母亲对我说:“没什么大不了的,考上最好,考不上也不吃亏。”本来第三年已经不打算考了,一是家里没有这个经济实力,二是考了两年都没考上,一般的农村孩子也就放弃了,所幸的是,因为母亲的支持,我才坚持了下来。 奇迹终于出现了,本来只想考一所地方师范院校的我,在第三次高考中却意外地考上了北京大学。从此,我的人生得以改写。 后来,我经历了很多事情,这些事情让我总结出一个有名的“揉面定律”:“人刚开始没有任何社会经验,也没有任何痛苦,就像一堆面粉,手一拍,就散了。可是你给面加点水,不断揉搓它,它就有可能成为你需要的形状——虽然它还是面,却不会轻而易举地折断。你不断被社会的各种苦难所揉搓,越揉搓你就变得越有韧性。”而我在变得越来越有韧性的过程中,我丰富多彩的生活都是和我的父亲、母亲联系在一起的。 父亲给了我“宽厚” 我的父亲是个木匠,在家乡小有名气。父亲不是那种能够做精细家具的木匠,他是在人家造房子时帮忙架大梁的木匠。方圆十里之内,只要有人家造房子,一般都会请他去。没人造房子、闲在家里的时候,父亲会做一些家具拿到市场上去卖,比如八仙桌、椅子、凳子等。但他生性粗放,做不了细致活儿,这些东西拿到市场上也卖不出好价钱,有时卖不掉就干脆送人。而别人买去的东西过了几天又送到我家来修理,在我的印象中,父亲用在修家具上的时间比用在做家具上的时间还要多,但他乐在其中。每次做家具,我都在边上给他帮忙,不知不觉就学会了用刨子、凿子、锯子等工具。八九岁的时候,我就自己动手做小凳子,尽管小凳子一坐就散架,但我依然充满了成就感。长大后,我的动手能力比较强,这和小时候我帮父亲做家具有很大的关系。 我父亲是个“酒鬼”。由于他常帮别人造房子,所以喝酒就免不了,他的酒量不大,很容易就喝醉。喝醉以后一高兴,常常连工钱都不要了。有一次他和徒弟都喝醉了,回家时走过一片稻田,把稻田踩得一塌糊涂,回家后倒头就睡,第二天醒来,完全不记得前一晚发生的事情。看到稻田被踩成那样,他心疼得大骂:哪个龟孙子竟把稻子踩成这样!父亲喝酒有瘾,在最困难的时候家里没钱买酒,父亲就让我姐把医务室的医用酒精偷出来,兑上水喝。我姐当时是农村的赤脚医生,有这个便利。由于父亲出去打工常带上我,所以我很小就学会了喝酒,后来居然喝出了不错的酒量。 小时候我记忆最深的有两件事:一是父亲有早上上街喝酒的习惯,有时会带上我,几毛钱一壶酒、两个鸡头,我们爷俩就坐在街边,一边喝酒一边看往来行人。到今天我落下了两个癖好,一是喜欢吃鸡头,二是喜欢在街边的饭馆一边喝酒一边看往来行人。还有一件事是,有一次过春节,父亲带我走亲戚,我喝醉了去爬树,结果从树上掉到了河里,差点儿淹死。为这事,我母亲很长时间都不理我父亲。 我父亲喜欢抓鱼摸虾。我的家乡江阴地处长江三角洲,是个河道纵横的地方,在我家的屋后就有一条小河。有时候家里没有下饭的菜,我父亲会“扑通”一声跳进河里,不一会儿就抓两只螃蟹上来了。别人下去怎么也抓不着,可他下去准能抓上来,让我佩服得不行。到秋天河水降低了,上游也断流了,父亲就会在小河的两头筑上两道坝,然后用桶把水一桶桶舀到坝外,把河里的鱼虾、螃蟹、泥鳅、黄鳝抓个一干二净。这一天常常是全村小孩子的节日,所有的孩子都和我一起投入战斗,弄得浑身是泥,最后大家都能分几斤河鲜回去。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从来没有打过我。他对人很宽厚,尽管他力气很大,但从来不和别人计较,总是喝着小酒,悠闲地过自己的日子。后来我读了大学,每年暑假一回去,他就会下河摸出一筐鱼虾,然后我们爷儿俩坐在屋檐下,一边喝酒一边闲聊。我参加工作领到工资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瓶酒给他带回去,让他高兴了好几个月。 父亲于1991年11月去世,去世那天还喝着酒,突然就脑溢血,送到医院已经不行了。那时候我在北京,听到消息后连夜往回赶,但还是没赶上,回家只见到安静地躺在灵床上的父亲。母亲告诉我,父亲去世前,嘴里一直喊着我的名字。第二天,天下大雪,我在父亲的灵前哭了整整一天,这是我记忆中哭的时间最长的一次,一直哭到嗓子完全讲不出话来。 母亲给了我“坚韧” 我从小知道生活的艰辛和不易,需要坚韧和努力,这种个性其实是来自我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