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梁启超是个非常懂教育的人，我上面的八个哥哥、姐姐在他的精心教育下，分别在文学、经济、图书馆学和自然科学等领域各领风骚。其中大哥梁思成是著名建筑学家，二哥梁思永是杰出的考古学家，两人都在1948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而我也在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很多媒体称我们家为“一门三院士”或“满门俊秀”，并追问教育秘诀。我想这跟父亲人生的三个角色是分不开的。 首先，他是慈父，给了我们一个温暖的家。我是父亲最小的儿子，当时我姐姐梁思顺的儿子小名baby，比我还大两岁，我爸爸为了区别于外孙，而且中国民间有把最小的儿子称为老儿子的习惯，就叫我老baby，后来，他又把这个称呼汉化，叫我“老白鼻”。 小时候，他常把我抱在膝头，教我背诵诗词。我学得很快，不一会儿就能背会。在我会背十几首唐诗后，就开始到处找学生，想充当老师了。像父亲教我一样，我跑去教家里的保姆老郭背诗。谁知，老郭别说背诵了，就是念都念不好。我教她念“乡音无改鬓毛衰”，她念成“乡音无改把猫摔”，边念还边把抱着的小猫往地下一摔。父亲在旁边看见了，哈哈大笑。弄得我这个“先生”脸上怪无光的，只得赶紧放弃这个“学生”了。 可以说，父亲从来不是一个严厉的人，他对待下人态度和蔼，对待孩子更是不会板着面孔教训。他开明地说，希望我们能充分享受人生的快乐，不强求我们都和他一样，我们将来愿意走什么路，只要不违法，只要有益于国家，他都支持。他鼓励我们按自己的兴趣选择人生的道路，他说：“尽自己的能力去做，做到哪里是哪里，总会对社会有贡献，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 我们几个孩子常常围坐在家里的小圆桌旁，一边看他怡然自得地喝酒，一边听他绘声绘色地讲中外历史上爱国英雄的故事。他通过面对面的谈话，传递着对我们的情谊，他和我们平等地讨论国家大事、人生哲学，讲解治学的态度、做学问的方法，也向我们倾诉生活中的苦乐悲欢，将做人的道理融入其中。他告诫我们：“生当乱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只要能维持住生命便够了。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可以支配的。能在困苦中求出快活，才真是会打算盘呢。” 其次，他是朋友，教给我们很多有用的学习方法。父亲很重视子女们的学习，并请家教重点充实子女们的国学、史学知识。比如从1927年下半年起，父亲就聘请他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学生谢国桢来做家庭教师，在家中办起了补课学习组，课堂就设在饮冰室的书斋里，课程包括国学方面：从《论语》、《左传》开始，至《古文观止》，一些名家的名作和唐诗，由老师选定重点诵读，有的还要背诵。每周或半个月写一篇短文，作文用小楷毛笔抄写工整交卷。史学方面，从古代至清末，由老师重点讲解、学习。而在书法方面，他要求我们每天临摹隶书碑帖拓片，写大楷两三张。这些要求，让我们几个孩子对国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并都养成了认真、严谨的学习态度。 对于该怎样学习，父亲很有心得，他经常强调要“趣味教育”。他在《学问之趣味》一文中说：“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他十分尊重孩子们的个性和志愿，用心细致地掌握每一个孩子的特点，因材施教，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并鼓励孩子“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出水……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 除了他的趣味教学法，他还教给我们三步读书法、互动式、启发式等学习方法。“三步读书法”就是：第一，精略，了解大概，明确重点；第二，解剖，各部分仔细研究，重点处细解剖，疑难处细研究；第三，会通，上下左右贯通，将全书内容全面彻底了解。 父亲从不强迫我们被动接受不想接受的事物和观念，而是经常给我们提出很多问题，但都不做结论。通过热烈的讨论，启发我们的思维，在关键处加以点拨，让我们自己得出结论，明白道理。他的教育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对几个子女的教育，始终把诚信教育摆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他要求子女待人真诚、不准撒谎。他经常告诫我们，一个不诚实的人要想在社会上立足是很困难的。我想，这也是我们几个孩子后来能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再次，他是导师，告诉我们做人的道理，并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父亲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底，在青年时期又全面接触了西方文化，所以他的文化取向贯穿了中西并重的思想。我们梁家出的几位学者、专家，无一例外地“学而优不仕”，这都显示出梁家一以贯之的社会责任感和对祖国文化的热爱。 我在耀华中学上学时，钱伟长先生曾任物理教员。他对进步学生很关心，有时讲完课以后，他就讲一些解放区的事，这深深吸引了我，他那时的思想是很进步的。也就是在那时，我希望我们的国家强大起来，一定要为中国的强盛努力学习、贡献力量。而父亲很赞同和支持我的想法。就这样，我慢慢地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我高中即将毕业的时候，我母亲的好友丁懋英，当时在美国留学，她帮助我在美国Carleton College申请到了全额奖学金。美日宣战后，我与国内的一切联系中断了。当年17岁的我开始了独立生活。课间，我到学校食堂洗盘子、当服务生；还到罐头厂打过零工。虽然很苦很累，但由于始终记得父亲那句“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的话，我不仅没有被困难吓倒，反而生活的斗志更加昂扬。 父亲早已不在，但梁家的几个孩子没有辜负他的培养，终在不同领域学有所成，也算是对他老人家的报答和安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