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中国特色的城市地理学

——中国城市地理学的研究进展评述

作 者:

作者简介:
宁越敏,教授,博导,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上海 200062),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和区域研究中心。(上海 200020)

原文出处:
人文地理

内容提要:

城市地理在中国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在最近的三十年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本文主要评述1980年以来中国城市地理学在城市化、城市体系和城市经济与社会地理的研究进展。本文认为中国经济的迅速起飞导致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迅速转型,这为中国城市地理学的发展带来难得的机遇。通过近三十年的努力,中国城市地理学已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特别是在城市化和城市体系研究方面已形成自己的独特理论,并具有高度的实践性。


期刊代号:K9
分类名称:地理
复印期号:2008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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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订日期:2008-03-10

      中图分类号:K928.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398(2008)02-0001-05

      1引言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集中体现,自18世纪中叶人类社会出现工业革命后,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就成为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必经之路。由于城市是一种空间,是地理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区域实体,也是各种人文要素和自然要素的综合体,因此,自20世纪以来形成了很多以城市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其中也包括了城市地理学。

      西方国家的城市地理学兴起于20世纪初,相比之下,中国城市地理学的发展起步较晚。1961年,在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内成立以严重敏(华东师范大学)、孙盘寿(中科院地理所)、仇为之(北京大学)三人组成的人口居民点地理组。其中,严重敏、孙盘寿两位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城市地理的研究,但他们的工作很快就因“文革”而被迫中断。 “文革”后,中国城市地理学的研究得以恢复。1979年,华东师范大学在国内首次招收城市地理学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其后,城市地理学在国内其他大学和科研机构也开始蓬勃发展起来,成为我国人文地理学中发展最快的分支学科之一。1993年12月,在中山大学召开的“中国城市发展于规划教育”国际学术会议上,许学强、严重敏、周一星、叶舜赞、沈道齐、崔功豪、宁越敏、顾文选等人联名向中国城市地理学会写了一份建议成立中国地理学会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的报告。1994年6月,为庆祝中国地理学会成立85周年,中国地理学会在北京举办了“地理学与持续发展”大会,会议期间,成立了中国地理学会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之后,城市地理学在中国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学术视野更为广阔,新的研究领域不断被拓展,呈现出学科多样性和交叉性的特征。因篇幅所限,本文主要对中国城市地理学者在国内发表的论文进行评述。

      2城市化(城镇化)研究

      城市化并不是西方城市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但在中国却受到高度的关注。改革开放后,学术界率先提出中国城市化(或称城镇化)的发展问题,城市化也成为中国城市地理学者最早和始终关注的研究领域。1980年,吴友仁在《人口与经济》上撰文,率先探讨了我国社会主义城市化问题。该篇文章重点分析了建国以来影响我国城市人口增长的因素,并从粮食生产和基本建设投资角度预测了200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1]。同年,严重敏和宁越敏对建国以来中国城市化的趋势和城市体系演变进行了分析,该文首次分析了建国后中国城市化的阶段性波动的特点[2]。1981年,姚士谋和吴楚材率先提出了我国农村人口的城市化问题[3]。1982年,周一星撰文研究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该文总结出了世界各国城市化水平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曲线,并据此预测200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4]。其后,许学强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从以上早期几篇论文看,既借鉴了西方学者城市化研究的理论,又凸现中国城市化的研究特色,即关注中国城市化的特殊性,这种特点一直影响到今天的中国城市化研究。

      中国是一个区域发展差异很大的国家,城市化水平同样存在着较大的区域差异,由此引起中国城市地理学家的极大关注。其中许学强较早研究了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省际差异,通过因子分析,认为影响中国城市化省际差异的两个主因子分别是工业化因子和人口密度因子[5]。

      进入90年代后,中国城市地理学界对中国城市化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不再局限于采用数理统计方法研究中国城市化的规律问题,而是转向更深层次的机理研究,在城市化动力机制和郊区化的理论研究方面取得明显的进展。这是因为9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另一方面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日益加深,使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更趋复杂和多样性,这是发达国家从未遇到过的现象,对中国城市化出现的新问题需要新的理论予以解释。在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方面,早期研究主要从中国计划经济和户口制度造成的城乡二元分割的国情出发把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简化为二元结构的模式,即由政府推动的自上而下型城市化和通过乡村工业化推动的自下而上型城市化。许学强等较早意识到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转型对中国城市化的影响,认为沿海开放地区城市化动力是计划经济体制、乡镇企业和外向型经济[6]。其后,薛凤旋等认为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化是外资影响下的城市化[7]。宁越敏提出更一般的城市化动力机制,在“新城市化进程—90年代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和特点探讨”一文中认为要从政府、企业和个人三个行为主体互动的角度研究城市化的动力机制[8]。该文认为自90年代以来,中国展现了一种新城市化进程:即以多元城市化动力替代以往单一的或以二元为主的城市化动力,以较为集中的城市开发模式替代分散的乡村工业发展模式。作者特别指出,“随着中国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及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城市化必然会进入更高级的发展阶段,并体现出与世界城市化发展相一致的特点,这就是形成以国际城市为中心的、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体系。”崔功豪、马润潮的“中国自下而上城市化的发展及其机制”一文从城市化启动力的角度指出,这种发生在农村地域,由地方政府和农民群体力量推动的城市化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城市化过程,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9]。文章并由此分析了自下而上城市化的发展阶段,探讨了其在国家方针政策指导影响和政府、农民、外部(内资、外资)力量共同作用下的运行机制,最终对其在中国城市化发展中的未来地位和作用作了评估。以上两篇论文的意义在于提出了要从城市化主体行为的角度研究城市化动力机制的观点,从而成为中国城市地理学被引次数最多的文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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