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已经跨入现代化发展的门槛,但是作为地球表层的一个物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第一需求依然是最大限度地获取物质消费的满足。实际上,随着社会财富和人口的快速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已经成为各国持续发展的首要任务和基本目标。这种协调既是可持续理论也是人地关系研究的核心所在。作为世界上人类文明发育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实践再次表明,资源环境的空间格局变化始终是决定国家人口活动基本方向的基础所在。资源环境要素综合评价和人地关系模式的分析结果表明,东部(偏南)地区始终是中国国家人文活动的重心所在,而决定这一空间格局变化的正是国家和区域的资源环境状态。因此,认识资源环境的基础作用,是中国持续发展的基本出发点。
2.3 持续发展论 随着全球工业化的迅速展开,大规模资源环境开发的极化效应导致人类生存环境的不断恶化。有鉴于此,20世纪70年代初(1972年)联合国提出《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以探讨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期(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又发布《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理念,并在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了《21世纪议程》,最终将可持续发展从概念和理论推向了行动[7]。 3 资源环境基础论 物质世界的改造只能通过对物质本身的开发和利用来实现。 就人类居住的地球而言,其物质世界是由大气、矿物和水三大基本要素组成。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地球三大圈(大气圈、岩石圈和水圈)。土地是三大基本要素的再造物。它是大气圈和水圈在地球内外动力影响下长期共同作用于地表矿物圈的能量交换结果,因而形成了包括山川、沙漠、平原和湿地等形态各异的土地类型。种类繁杂的植物和动物则正是根植于这三大基本物质要素及土地基础之上的衍生物群体。上述基本要素、要素再造物和衍生物群体就是我们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然资源和环境基础所在。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就是在这样的资源环境基础上展开的。这就是人地关系的基本内涵所在,也是区域发展的资源环境基础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地球物种的一个种群,物质的供应和保障始终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第一需求。尽管人类社会目前已经开始步入信息时代,但是,人类对自然资源基础的这种依赖程度并未因此而出现丝毫的减弱。近年来中国频发的煤矿矿难、印度洋的地震海啸和全球气候变暖就是最有力的证据(表2)。
客观地讲,现代技术的进步确实为人类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然而,与自然资源环境形成的漫长历史相比,现代技术的成长只有区区200年的历程。显然,与经历上亿年进化发育完美的地表生态系统相比,人类现代技术的发展还显得十分“稚嫩”和“单纯”。实际上,正是由于现代技术这种“稚嫩”和“单纯”,才导致了人类大规模资源开发的极化效应(图1)。一方面,以矿产资源为主的工业化生产大大加快了人类财富的积累程度;另一方面,迅速扩大的生产能力和低下的利用效率则产生了巨大的资源环境破坏效应[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