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政治中心的发展在空间结构上呈两极互动态势，在历史走向上呈东西两极格局向南北两极格局的转换。南京与北京的两极格局早在元代末年就已形成。但从制度体系上确立南、北二京的政治中心地位则是明代的两京制度。明代两京连接了南方长江流域的南京和北方长城附近的北京，沿着南北中轴线是华北、长江两大平原，大运河纵贯南北，从而形成了以南、北二京为中心，以大平原为腹地，以大运河为动脉的政治轴心区。两大中心互为犄角，相辅相成，一阴一阳，纵贯南北。本文拟就南京、北京两极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及其历史影响作一探讨。 一、政治中心南北两极发展格局的形成 南、北二京的崛起与发展及其空间互动，既是都城运动发展的结果，又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矛盾运动的反映，同时又深含着历史与地理的玄机。北宋以前，都城的变迁以中原为中心，呈东西向位移，其基本趋势是由中原而西安、由西安而中原，沿东西轴线运动。始于西周的两京制就是对都城发展两极化格局的体制安排。西周都镐京，同时经营洛邑；西汉都长安，实以洛阳为陪都；东汉都洛阳，又以长安为西京；唐都长安，洛阳居于陪都地位，武则天曾一度迁都洛阳；北宋都汴梁，以洛阳为西京。[1]这种两极发展的政治中心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多数情况下能够把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结合在一起，从而有利于王朝的政治统治。北宋以后，都城的变迁由东西轴线的位移改为南北方向的运动，都城变迁呈现为由中原向南北两极发展的趋势。北京充当了封建社会后期的主要都城，南京的政治中心地位也逐步加强，并一度上升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进而形成政治中心的南北两极格局。金中都与南宋杭州的对峙，元大都与南宋杭州、明初南京的互动，明代南北二京的设置以及清初北京与南明南京的更迭，都可看出南北政治轴心的深远影响。都城的东西南北大十字形迁移，反映了历史大动脉的主体流向，而这个大十字的纵横线正好与黄河及运河的流向平行。黄河横亘中原，大运河贯穿南北，两者犹如国之血脉，流淌于中华大地，吸纳精华，滋润文明，维系国命。都城发展由东西两极格局向南北两极格局的转换，是一个巨大的时空转换过程，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面貌。这个转换过程是伴随着西安与中原的衰落和北京与南京的崛起而开始的。 赵翼在《二十四史札记》中指出： “秦中自古为帝王州，周、秦、汉递都之……隋文帝迁都于龙首山下，距城仅二十余里，仍秦地也。自是混一天下，成大一统。唐因之，至开元、天宝，而长安之盛极矣。盛极必衰，理固然也。是时，地气将自西趋东北，故突出安、史以兆其端。自后河朔三镇名号属唐，仅同在外羁縻，不复能臂指相使。益东北之气将兴，西北之气不能包举而收摄之也。东北之气始兴未盛，故虽不能为西所制，尚不能制西；西之气渐衰而未竭，故虽不能制东北，尚不能为东北所制……契丹安巴坚（阿骨打）起于辽，此正地自西趋东北之真消息……至一二百年，而东北之气积而益固，于是金源遂有天下之半，元、明遂有天下之全……此王气全结于东北之明证也。”[2] 用“地气”或“王气”的盛衰变化说明都城变迁的规律，当然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但赵氏对都城发展趋势的把握仍有可取之处。“东北之气”渐积渐固以致于“有天下之全”的过程，实际上是东北民族逐渐兴起、新兴势力渐积渐厚的过程。“地气所兴”与“王气所结”标志着东北政治地理的价值不断提升，并逐渐成为时代问题的中心，反映了一种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民族大融合的要求。北京最终崛起为大一统封建王朝的都城，无疑是东北民族崛起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中华民族融合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及巩固的历史趋势。 北京古称蓟。战国时，蓟城为诸侯燕国的政治中心，与齐临淄、赵邯郸、魏大梁等齐名，为北方一大都会。秦汉时期，蓟城是中原进入北方和东北地区的门户，也是区域政治中心。公元4世纪中叶，鲜卑慕容氏一度建都于此。从秦汉到隋唐，蓟城是中原王朝的北方军事重镇和北方贸易中心。隋唐王朝对东北高丽的多次用兵，都以蓟城为基地。起自幽燕的安史之乱，是东北少数民族崛起的一个信号。五代时，契丹族兴起于东北，建立辽朝，立五京，燕京（北京）为五京之一，时称南京。继之而起的女真族立国于上京会宁府，后迁都于燕京，称中都，北京开始成为北中国的政治中心。元王朝建立后，复都燕京，并改称大都，自此北京成为统一国家的都城。明、清两朝，除明初短时间外，北京一直保持着大一统国家的都城地位。作为统一国家的都城，历时600年之久，加上作为地方政权的都城史，建都史长达800余年，①北京在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从一个诸侯国家的都城，发展到割据势力的都城；从统一国家的区域政治中心，发展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中心，进而又发展成大一统封建王朝的都城。[3]这是一个从小到大、不断走向辉煌的过程，显示出一种持续不断的发展和旺盛的生命活力，在中国都城发展史上具有典型意义。 西安与北京“地气”的此竭彼盈，实为时代中心问题的转移。中唐以前，西安是时代问题的集结点，政治斗争的中心和民族问题的中心都在这里，因而为“地气所钟”。这里依山带河，形势完固，控扼西北，屏蔽中原。地当交通衢途，欧亚间往来通道，西北与东南之贸易中心，素为东方之门户，天下之堂奥。自古“戎马盛于西北”，秦代的犬戎，汉代的匈奴，隋唐时的吐蕃与突厥等，都曾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在民族关系上主要表现为中原王朝与西北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抵御少数民族的袭扰，实为中原王朝的首要战略任务，也是时代的政治斗争中心和民族斗争中心。几代王朝的大规模边疆用兵即是说明，王朝安危，系于西北。加上中唐以前经济重心在黄河流域，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天府之国”，立都关中有强大的经济依托。而且关中地区是连接华北平原、成都平原和西北草原的枢纽区域，守一处而控三面。东出函谷，俯视辽阔的华北大平原，制内御外，左右逢源；南下或北进，拓疆土于万里之外，足以与其他民族一争长短，因此西安才长时间里做了中原王朝的统治中心。正如赵翼所说，“盛极必衰，理固然也”，西安作为千年古都，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中华民族的融合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在战争破坏、生态环境恶化、天灾人祸加剧、经济重心南移等多种因素作用下，渐渐失去往日的风采。“文明爬过的地方必然是一片废墟”，此话虽为偏激，但也说明了人类不适当的活动方式和过度的生产开发会遭受大自然报复的道理。率先开发的地区往往是植被最早受到破坏的地区。[4]关中地区“土地狭，而生齿日繁”，农业生产过度开发，造成森林植被的大面积毁坏，从而引发连绵不断的自然灾害。据统计，自唐武德七年至开元二十九年的一百多年里，京畿地区旱灾十次，水灾七次，蝗灾三次，计二十次；都畿地区旱灾一次，水灾十二次，共十三次。[5]洪旱灾害造成水土流失、水源枯竭、水利灌溉事业衰退、土地日益贫瘠化等后果，直接影响了关中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6]原本沃野千里的关中，农业生产衰落，“所出不足以供京师”。转漕东南之粟，又要克服漕运困难，尤其是黄河“三门”之险，过之更难。漕运为国家命脉之所系，需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时有斗钱运斗米之说。非强大有为的朝代，不足以经营漕运。因此说，关中经济的衰落和漕运困难是都城东移北渐的重要原因。战争是摧毁文明的最好方式。在经历了安史之乱、吐蕃入寇、泾原兵变、黄巢起义、朱温谋篡等重大事变之后，长安“王气”荡尽，一片萧瑟。特别是朱温的强行迁都，使得“长安自此丘墟矣”。[7]五代之后，不复有都关中者，与长安的萧条残破有直接关系。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唐以后民族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契丹、渤海、女真等少数民族相继崛起于东北，故“突出安、史以兆其端”。这些少数民族因其刚刚踏上文明社会的门槛而显示出勃勃生机和强大的战斗力，构成了中原王朝的致命威胁。因而政治斗争中心和民族斗争中心由西北转向东北。东北民族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中唐以后的政治地理格局，东北地区成为时局关注的焦点和时代问题的中心，北京的政治地理价值突显，长安政治地理价值下降，以长安为都已不再适应新的政治地理形势和历史发展的要求。政治的经济的民族的地理的等多种因素一起要求都城东渐北移。由西安到北京的都城位移，是一个渐行渐进的过程，在由西安退回中原并停留了一段时间之后，才由中原向北端顶点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