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地理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学科地位得到了令人瞩目的提升，经济地理问题的重要性不仅得到了社会学家（特别是新经济社会学家）、非正统经济学家（特别是制度主义与演化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家）和政治科学家（特别强调制度和社会资本的政治科学家）的关注，而且也得到了主流经济学家（特别是新地理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特别是工商战略管理学家）的重视[1]。在地理学内部，经济地理学也呈现出繁荣的局面，它与历史与文化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环境问题研究等的交叉综合，使经济地理学的研究领域与理论建构迅速多元化。无论是在社会科学领域还是在地理学领域，经济地理学作为相关学科联系纽带的角色日益突出，其对当代人类生活实践的阐释与指导作用也得到明显加强。那么，我们不仅要问，西方经济地理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性质的学科？它如何建构“经济”和它的“地理”诸概念？它的理论建构为何如此多变与多元？它的学科内核究竟是什么？它对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有何借鉴意义？本文拟从历史与现实结合的视角，对西方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的演变与近期发展趋势进行分析与总结，以期我们能够对西方经济地理学的历史与现状，研究的核心与观点的论争，理论建构与认识论、方法论取向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2 区位、空间与地方 经济地理学常常被定义为研究经济活动的区位、空间与地方（或空间组织）的学科。经济地理学家要回答诸如食品、住所、商品、货币、文化意义、景观等事物为什么、在哪里、什么时间得以生产，它致力于描绘地方化和全球化的地理格局与过程、探讨经济结构与结构调整过程的地理基础，提供经济空间不平衡发展的理论解释，记录并阐释经济过程的空间性，揭示经济表现的社会与制度基础以及它们在不同地方和空间尺度之间变化的方式[2]。但如何理解和定义经济地理学中的“区位”、“空间”和“地方”，研究的核心是倚重“空间”还是“地方”，却一直是经济地理学理论建构争论的核心。 在20世纪30～50年代赫特纳—哈特向区域地理学主导的时代，经济地理学关心的是“地方”，核心是基于实地调查对区域的特征及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差异进行描述，这时的“地方”——我们通常称之为“区域”，是有界的、封闭的、实体的地域，其内部在一些性质上具有同一性，但也可以具有内部的分异。而随后在50～70年代席卷大西洋两岸的地理学的计量与理论革命运动，却将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心从“地方”转向“区位”、“空间”，研究方法也从经验主义的实地调查和描述转向了实证主义的数学模型与统计检验，因而这一时期的经济地理学获得了另一个称谓：“空间科学”。这里的“空间”，乃是与时间相对应的经济地理事物存在的绝对空间——欧氏几何空间或“形式空间”（formal space），在欧氏空间中经济地理事物的相对位置、空间分布与运动规律——区位论、区域科学及行为区位论，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地理学的主导思潮（表1）。 20世纪70～80年代出现的激进地理学特别是（新）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其关注的焦点则转向了“莱布尼茨”式的空间（即空间是各种关系的总和）和地方：作为构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实体经济”（substantive economy）的空间和地方，研究的方法则也从实证主义转向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又称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这里的空间和地方既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以实现的条件和场所，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这里的空间已不再是“空间科学”中的“中性”空间——自然的、事先给定的，也不仅仅是地理事物存在和发生的容器，它已成为阶级和政治斗争的舞台和武器，它是由社会关系和过程所生产和建构的；这里的地方也不再是区域地理学中的有界的、封闭的地域，它是基于特定的标准而进行的一种物质的和社会的建构，是通过并围绕权力和不平等的社会关系而生成的，是开放的、不连续的、关系的、内部具有异质性的社会关系网络的综合浓缩[3,4]。一些学者认为，由于经济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向弹性积累模式的转型，日趋加强的时间——空间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更加突显了资本主义空间经济中地方之间的差异，促使了地方的兴起，使地方成为联结并体现各种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热点，也使地方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复杂性大大增加。这样，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过程的复杂性、密度、多样性和共存的程度，就形成了不同的地方类型[3]。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地理学对空间和地方的认识不断发生转型。伴随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复兴、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向弹性积累模式的转变，一些经济地理学家开始将社会、制度、文化和新技术因素纳入到对资本主义空间和地方的理论建构当中，认为资本主义的空间和地方，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生产和决定的，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化、制度化、技术建构、文化建构甚至是论说（discourse）建构的产物。由于资本主义是在具体的时空中运行的，空间和地方不仅仅是由复杂的经济关系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建构和生产的，而且是人们日常生活实践的产物，而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是丰富多样的，既包括正式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也包括非正式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还包括多种多样的非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更包括更加广泛的社会、政治、文化过程，甚至也包括由新技术所塑造的赛博空间（Cyberspace）中的日常生活，不仅具有时空的特定性和变化性，而且具有厚重的“历史记忆”——历史路径依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