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洋文化的发展及其历史遗产的积淀，有着悠久的历史基础：广袤而多样化的海洋地理环境，直辖与羁縻结合的海疆统领机制，密集分布的沿海港口，自古发达的海上交通，历代畅通的海上丝路，海陆互补互动的文化结构，四海来朝的大辐射影响圈层，和谐文化观念下的海洋经营模式，多姿多彩的海洋民俗生活，丰富灿烂的海洋艺术创造，等等。这里，借鉴学界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就中国海洋文化的早期历史及环中国海的海上交流，作一简要的勾勒描述。谬漏之处，谨请方家教正。 一、远古时期海洋文化的诞生 自旧石器时代伊始，人类在与海洋的亲密接触中，留下了分布广泛的文化史迹。在中国沿海地区，从南到北，散布着大量的涉海生活遗址遗迹，其文化内涵十分丰富。这些遗址遗迹向我们展示了滨海的先民们对滨海生活环境、食用资源、渔捞生业的初步认识，对与滨海活动有关的生产工具、居住选址、海潮乃至海洋气候的认识，以及对近海区域交通的初步开拓等，从中显示出海洋文化历史曙光的来临。 地球上最近的一次“冰期”——距今1.2万年的“大理冰期”结束之后，地球开始变暖，冰川开始融化，海水开始大规模地入侵三海平原（今中国的渤海、黄海、东海的大部分地区），从而形成了1万多年前的一场大洪水。这场大洪水，不仅淹没了东方的三海平原，淹没了我们的祖先在三海平原上发展起来的早期文明，而且还淹没了大理冰期时代所形成的所有大陆以及这些大陆上的所有文明。我们迄今仍津津乐道的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是劫后余生的第一代文明人创造的；开始于尧、舜、禹时代的中国文明，也是“三海平原”上劫后余生的先民们创造的；而玛雅文明，其创造者也是从“三海平原”上迁徙过去的。 迄今已知环渤海早期新石器文化遗址大多发现于沿海地带，呈现为面海分布的地理特点，使人看到了由沿海向内陆发展的迹象。而且，环渤海的已知早期新石器文化，基本可划分为筒形罐和圆底釜两大文化系统，并在跨现代海域的东西和南北方向上有着较为广泛的文化联系，有的甚至在文化上同步发展。这使人想到两大系统原本可能在地域上曾互相连接。 地质上的证据还表明，渤海北黄海在更新世和全新世之交是陆地，海水直到距今8000年前后尚处在现今海平面水下10米深的位置。8000年以来该区域的社会文化发展，在这一真实的地理背景上，一直伴随着海侵的速度而向周边的大陆不断延伸，直至形成现在的格局。① 这就是说，环渤海、黄海及东海区域，不但在现代人类文明的早期是海洋文明的中心，而且在其后长期的发展历史上，一直与海洋结有不解之缘。 所以说，第四纪以来、尤其是全新世以来，中国大陆和沿海的沧桑之变所孕育的人类早期的海洋文明是中国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中国海洋文化产生与发展的前提。 （一）贝丘文化 早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居住在中国沿海地区和岛屿的先民就开始掌握渡海技术，开发和利用海洋蛋白资源。至今尚存的大量贝丘遗址为我们诉说着当年人类与海洋亲密接触、依海为生的历史。 人类在部分地进入农耕文化之前，最早的文化是渔猎文化。而作为中华文明祖先的沿海地区“贝丘人”，其踪迹在考古中已有了越来越多的发现。尤其是新石器时代以来，有关海洋文化的信息不断增多，珍珠串一般的海洋文化遗迹散落在中国滨海南北漫长的海岸线上。广西东兴贝丘遗址，海南三亚落笔洞、东方、乐东贝丘遗址，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贝丘遗址，台湾八仙洞长宾文化、大坌坑文化、芝山岩文化、圆山文化、营埔文化和凤鼻头文化遗址，福建富国墩贝冢遗址、壳丘头遗址、昙石山遗址，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及舟山群岛新石器时代遗址，山东龙口贝丘遗址，即墨贝丘遗址，蓬莱、烟台、威海、荣成贝丘遗址，以及辽东半岛沿海的小珠山遗址等等，都是极为典型的贝丘遗址。 所谓贝丘遗址，就是在史前人类居住过的地方，出土了大量人类食后所抛弃的贝壳和各种蚌类的堆积。有的贝丘遗址的贝壳堆积厚度达1米余，可见当时在贝丘遗址生活的人群获取肉食的主要来源是依靠捕捞这些贝类。贝丘遗址的年代大都属于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或延续得更晚。这种遗址一般都分布在沿海、湖泊以及河流的河口沿岸一带。沿海的贝丘遗址多以海洋贝壳类为主，而靠近湖泊、河流的贝丘遗址多以淡水类贝壳为主。在新石器时代的贝丘中，往往还同时出土有渔猎工具。所以贝丘遗迹亦是新石器时代海洋渔猎的历史见证，更确切地代表着中国海洋文明的滥觞。 在这些遗址中，所见到的物产十分丰富，既有海洋贝类牡蛎、鱼鳞、海鱼骨、绣凹螺、荔枝螺、红螺、耳螺、蝾螺、蜑螺、风螺、毛蚶、泥蚶、文蛤、魁蛤、青蛤、紫房蛤、伊豆布目蛤、砂海螂、海蚬等大量的海生食物遗骸，又有网坠、骨鱼卡、蚌器、海参形罐器、陶器、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等生产工具及航海的木桨等器物。这些贝丘遗迹或遗物中存在大量有关当时人地关系的内容，表明中国沿海区域在人类原始时期，其海洋文化的内涵已经相当丰富。 比如说，就其物质生活的文化层面而言，贝丘中有蚶、牡蛎、蛤蛎等各类海洋软体动物，可说明海产品对于原始人饮食生活的重要；就其精神生活的文化层面而言，“贝丘人”的审美文化也“就地取材”于海——在这些大多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贝丘中，有很多被打磨和穿钻得十分细致的贝饰，足以说明海洋产品对于原始人服饰生活和审美生活以及信仰生活的重要。正因为如此，贝才具有了重要的“价值”，以至于在后来人们有了物质交换的需求进而发展到货币交换的历史时期之后，贝竟然成了“币”。在中国古史中，至少从殷商时代产生货币交换制度起，贝就一直用作“硬通货币”，直到秦代才废止，后王莽新朝时还一度采用，至今在一些少数民族那里仍然使用贝币。即使在今天的汉语言中，我们依然称贵重值钱、喜欢疼爱的东西为“宝贝”；在中国的汉字里，大凡与“贝”字相关的，大都和货币、财宝、买卖贸易等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