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在敦煌历史地理研究领域中取得了不俗的成就。笔者现就近十年来国内敦煌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状况作一综述。 专著方面：李并成、李春元撰《瓜沙史地研究》[1] 共收录了二人有关瓜沙古城遗址的调查与考证、瓜沙古代开发研究、绿洲变迁与沙漠化研究、古地名研究等方面的论文二十余篇，如《安西汉长城与汉唐古道的考古调查》《古瓜州政区历史地理浅考》《锁阳城遗址及其周围古垦区沙漠化过程考》《敦煌遗书在古地名研究方面的价值》等。李正宇的《敦煌历史地理导论》[2] 探讨了敦煌郡的建置沿革、敦煌郡的自然状况、敦煌经济地理、敦煌绿洲的灌溉网络、敦煌古代交通地理、敦煌古代军事地理等历史地理问题，是较为系统、全面探讨敦煌历史地理的专著。郑炳林早在1989年出版了《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3]，该书汇辑并校注了敦煌遗书中的地理文书，尔后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4]，又对敦煌所出八种乡土志文书进行了笺证。八种乡土志文书分别为：S.2593《沙州图经卷第一》、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P.5034《沙州图经卷第五》、S.788《沙州志》、S.367《沙州伊州志》、P.2691《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S.5448《敦煌录》、散录1700《寿昌县地境》。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5]，该书论述了河西走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匈奴统治河西的诸王及其辖地、汉代河西四郡及其诸县城址、两汉河西军防建置及其遗址等问题，其中敦煌历史地理是该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并成致力于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沙漠化研究，其中《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沙漠化研究》[6]，对河西走廊历史时期形成的沙漠化区域、形成原因、对植被水源的破坏、沙漠化形成的历史过程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其中大量篇幅述及敦煌的沙漠化问题。 一、敦煌行政建置沿革研究 探讨一地的行政建置沿革是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十年来，国内有关敦煌行政建置沿革的研究成果不少。 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归义军行政区划制度研究（之一）》（《敦煌研究》，2002年第2期）、《晚唐五代敦煌归义军行政区划制度研究（之二）》（《敦煌研究》，2002年第3期），分别对归义军政权州和县的政区设置情况进行了梳理、考证，基本明晰了归义军政权州、县二级行政区划制度的大致情况。李并成《北朝时期瓜州建置及其所属郡县考》（《敦煌学辑刊》，1995年第2期），对北魏、西魏、后周时期瓜州的建置进行考述。刘安志《关于唐代沙州升为都督府的时间问题》（《敦煌学辑刊》，2004年第2期），据《唐会要》的记载，确认沙州升为都督府的时间是在唐代宗的永泰二年（766）五月，而非唐高宗的永徽二年（652）五月。艾冲《唐代河西地区都督府建制的兴废》（《敦煌研究》，2003年第3期），分析了唐代凉州都督府和瓜州都督府建制名称、治所、管区、职能的沿革变化。 关于敦煌退浑乡的设置，学界有不同观点。刘进宝《试谈归义军时期敦煌县乡的建置》（《敦煌研究》，1994年第3期），认为归义军时期敦煌设有通颊乡，其设置时间为10世纪30年代，大约在通颊乡出现的前后敦煌地区正式出现了退浑乡。冯培红《归义军时期敦煌县诸乡置废申论》（《敦煌研究》，2000年第3期），对归义军时期敦煌县诸乡置废情况作了分析，认为退浑乡并未建置为乡。 近十年来国内有关敦煌基层组织的研究也有不小收获。金滢坤《吐蕃统治敦煌的社会基层组织》（《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4期），认为吐蕃占领敦煌后，在敦煌地区依其本部的军政建置，结合敦煌唐朝旧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军政机构和相应的社会基层组织。王永曾《试论唐代敦煌的乡里》（《敦煌学辑刊》，1994年第1期），探讨了唐代敦煌乡里的建制及职能问题，认为唐代的乡里不仅是国家政权的执行机构，而且是政府制定种种经济政策的依据和出发点。苏航《试析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基层组织tshar——以Ch.73.xv.frag.12和P.T.2218为中心》（《中国藏学》，2003年第2期），认为tshar实际是对应于唐朝的“队”，是吐蕃统治敦煌以后对原来当地的组织方式的一种借鉴。坊市制度是中古社会对城市进行管理的一种基本制度，濮仲远《唐宋时期沙州城坊考》（《兰州学刊》，2005年第2期），从沙州坊的概况、坊名探源、内部结构三个方面论述了唐宋时期沙州城坊的情况。 二、敦煌地理文书考校及古城关塞调查研究 地理文书考校及古城关塞调查是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基础。近十年来国内有关敦煌地理文书考校及古城关塞调查研究成果较多。杜爱华《〈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校议（一）——兼议〈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研究了郑炳林先生的《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和王仲荦先生的《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的录文、校注，并按所涉诸地理文书原卷真迹图片，采用对校或理校，加以考订辩驳。赵贞《敦煌文书中所见晚唐五代宋初的灵州道》（《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4期），对敦煌文书中有关灵州道的开通、走向等记载作了研究，勾勒出晚唐五代宋初灵州道的大致轮廓。 学术界公认的古阳关遗址，位于今甘肃省敦煌市西南70公里处的南湖乡西部俗称“古董滩”的地方。1983年～1999年，李并成先后六次赴南湖作考察，发现除古董滩外，南湖一地还存着另一片面积更大、遗物更多的“古董滩”，即南湖破城与山水沟之间的古绿洲。李并成在《古阳关下的又一处“古董滩”》（《敦煌研究》，1999年第4期）文中称之以“东古董滩”。李并成《瓜沙二州间一块消失了的绿洲》（《敦煌研究》，1994年第3期），认为在今天瓜沙绿洲间还有一块早已消失了的汉唐古绿洲，这即是唐代苦水（今芦草沟）下游绿洲。李并成《归义军新城镇考》（《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年第4期），认为在今安西县东布隆吉乡政府南8公里处，另有一座古城遗址，即旱湖脑古城，当为归义军时期的新城镇城。李正字《汉敦煌郡广至城新考》（《敦煌研究》，1999年第3期），经过实地探察，在截山以北广至县境内找到一座大城，此城位于雅丹地带（古绿洲）中部偏东北，认为此城为广至城，并据此对“广至城在踏实破城子”旧说进行了批驳。李并成《汉敦煌郡冥安县城再考》（《敦煌研究》，1997年第2期），认为在锁阳城东北4.5公里、古冥泽中部南岸、古冥水干流所经的南岔大坑中所遗存的一座残破的古城址应是汉敦煌郡冥安县城。李并成《汉敦煌郡宜禾都尉府与曹魏敦煌郡宜禾县城考辨》（《敦煌学辑刊》，1996年第2期），认为汉宜禾都尉城与曹魏宜禾县城虽名称相同，但二者并不在一地，而是各有治所。李并成《汉唐冥水（籍端水）冥泽及其变迁考》（《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详尽考察了汉唐时期的籍端水、冥水的流路，古冥泽的起源、流路、流域范围以及冥泽消失的原因等。李正宇《论敦煌古塞城》（《敦煌研究》，1994年第1期），从文献记载、古塞遗址残存出发，对敦煌古塞城进行了考察。郑炳林《唐五代敦煌金鞍山异名考》（《敦煌研究》，1995年第2期），从金鞍山地望考、唐五代寿昌县境诸山与金鞍山以及金鞍山与金山国等几方面对金鞍山进行了考述。李并成《魏晋时期寄理敦煌郡北界之伊吾县城考》（《敦煌研究》，2003年第3期），认为安西、敦煌交界处的芦草沟古绿洲北部残存的一座古城址，即魏晋时期于敦煌郡北界寄理的伊吾县城。李正宇《新玉门关考》（《敦煌研究》，1997年第3期），认为唐玉门关设置在瓜州城至常乐城（即锁阳城至六工村破城子）之间，位置当在锁阳城的西北。李并成《唐玉门关究竟在哪里》（《西北师大学报》，2001年第3期），指出唐玉门关应位于今甘肃省安西县双塔堡一带。李并成《东汉中期至宋初新旧玉门关并用考》（《西北师大学报》，2003年第4期），认为自东汉明帝永平十七年至五代宋初，玉门关从敦煌西北故址东迁后，新旧关址并用不替。李并成《羊马城考》（《敦煌研究》，1998年第2期）、李正宇《敦煌郡的边塞长城及烽警系统》（《敦煌研究》，1995年第2期）等，对羊马城、敦煌边塞长城及烽警系统等进行了考述。
